前言: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的时候,秦王朱志(土挈)向朝廷上奏,称世子、临潼等三位郡王以及延川等几位郡主身边缺乏使唤的宦官和侍女,请朝廷酌情赐予。
此时的当朝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已经亲政多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皇帝。秦藩是大明王朝的“天下第一藩”,此前因为子嗣艰难,已经经历了两次“兄终弟及”。现在五十多年来秦藩终于又有了世子,英宗自然不会驳秦王的面子。
癸酉,书复秦王志(土挈)曰:“承谕世子及临潼等王、延川等郡主并第四女俱乏人使令。今发内使阮宽、庞通等十六人往供事,其各善遇之。”—《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七》
正统年间的这位秦王吝啬而心胸狭窄,听信宦官谗言,和本府各郡王、仪宾关系都不融洽。不过对于朝廷来说,只要你没有谋逆之心,怎么摆烂都可以原谅。那么秦王家族在正统年间都有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秦王护卫使用权
秦王府西安三护卫,早在宣德年间便已经上交了中护卫和左护卫,仅留下右护卫供秦王使令。然而对于朝廷来说,这些护卫留在秦王手上,总不如另调他用来的保险。所以正统年间双方为了西安右护卫的使用权,进行了来回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
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七月,秦王朱志(土挈)向朝廷上奏,表示之前有三百六十名护卫军士,因为身体“孱弱”被都督任礼退了回来,想留他们在身边使令。看上去似乎没毛病,疲弱的士卒自然不适合抽调去做边军。
但是对于善于怀疑一切的朝廷来说,你说孱弱就孱弱吗?谁知道王府和都督之间有没有勾结。小皇帝站在道德高度,对秦王发出了灵魂拷问:现在宁夏一带达贼很多,朝廷兵力不足,你就不为大明天下考虑吗?不能做边军,调到陕西都司当差总行吧。格局要打开,不要总想着小家。
如王所言,固有利于一府,其如朝廷大计何?书至,其即如数易精锐与都司收操。如无精锐,仍将退回者发与。一境安则王亦安矣,王其念之。—《明英宗实录卷二十》
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正月,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向朝廷急奏,称阿台、朵儿只伯等人准备入寇,目前官军人数不足,希望能够从内地卫所调兵增援。英宗即刻给秦王写信,让他从本府护卫中调拨一千精锐赶赴宁夏,“候贼灭仍还护卫”。
依笔者看来,这一千人就算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贼什么时候能灭?还不是朝廷和总兵官说了算。果然到了当年九月,秦王写信向朝廷要这一千人,英宗表示调去的军校仍在协同守备,等到“殄灭此贼之日”一定如数奉还。一直到阿台、朵儿只伯被灭,秦王护卫才重回西安。
不过到了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四月,秦王再次收到了英宗的信。打开一看,秦王眉头一皱,知道这位堂侄又要来打秋风了。
边防,国家重务,而西北尤要地,此皇高祖所以为万世虑也。延绥去陕西最近,胡寇尝入为患。叔嗣守封国,忧戚谅同。—《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
和当年的青涩相比,此时已经亲政的英宗显然老练了许多,在信中充分发挥了忽悠人的天赋。皇帝先是吓唬秦王,称边将要从王府护卫抽调二千人协守。但是我念在叔父府中不能缺人使令,好不容易讨价还价,帮你降到了一千人。接着又给对方一颗定心丸,表示这次我们采取轮班制。王府护卫每年九月出发,次年春天回府。既不耽误戍边,又不影响屯田,皆大欢喜,两全其美。至于军器和马匹,你也不用担心,陕西都司会一手操办。你看看,皇帝陛下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秦王还能说啥。
不过英宗的话,你最好不要相信。因为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的时候秦王向朝廷上奏,讨要“原调宁夏校尉、典仗并延安操备护卫军余”。此时的皇帝和三年前相比,段位显然又已经大大提高。他先是表示宁夏、延安屡闻境外声息,兵部已经派人通知过叔父,意思就是我给你打过招呼。接着又说起王府的长史、纪善、伴读等官曾经劝说叔父不要上奏,叔父却不肯听,这样很不好。“古昔贤明必取人为善,然后可成令德”,听人劝吃饱话,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你看看,明明是朝廷霸占王府护卫不还,英宗却倒打一耙把责任全推到了秦王自己身上,厉害!
叔自今凡事与彼商确而行,斯见叔有容人纳善之诚,于令德不损。《书》云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叔其亮之。—《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七》
秦王对此有没有怨气?我看是有的。日后土木堡之变时,各家亲藩都有向朝廷派兵送钱送粮的举动,唯独秦王按兵不动,一毛不拔。
秦王的“好人缘”
朱志(土挈)是秦隐王朱尚炳庶次子,前面有嫡长子朱志堩和庶长子朱志均,秦王一爵原本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靠着朱志堩和朱志均无嗣,才以富平王的身份进封秦王。一个庶子骤然进封亲王,连给中宫皇后上贺表该怎么写都弄不清楚,闹出了好大的笑话。
越是内心自卑,越是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一点在这位秦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和陕西三司官员,还是和本府的宗亲,关系都处不好。不过说实话,越是这样,皇帝倒越对他放心。
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
郑铭,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的时候,和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镒一起出镇陕西。当时秦藩、肃藩、庆藩、郑藩都在陕西境内,不过其中最关键的自然是西安的秦王。
结果郑铭刚到任不久,就有王府护卫军过来举报秦王“治兵器”。明代的兵器一向藏于武库,秦王此举自然让郑铭不敢怠慢,直接派人护送这些军士进京告状。此外陕西左参政年富禁止百姓为王府牧羊和采集降香,也被秦王认为是由郑铭指使。
我们来猜猜秦王会怎么做呢?给远在北京的堂侄明英宗写奏章弹劾郑铭蔑视亲王?还是派人去正面硬刚?都不是!秦王派去郑铭的衙门撒泼,用的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英宗收到消息后目瞪口呆,又好气又好笑之下,也只能写信戒谕郑铭,让他不要和秦王一般见识。
上以王为宗属至亲,素无过失,肯自求死邪?特谕铭等:“卿俱镇守大臣,当体朝廷亲亲之心。若所行不戾于法,王虽欲陷之亦无由也。”—《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二》
右都御史陈镒
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的时候郑铭年老,朝廷派兴安侯徐亨接替他镇守陕西。徐亨刚刚因为出征兀良哈的功劳,由兴安伯进封侯爵,可谓圣眷正隆。秦王不敢招惹他,把炮轰的对象改成了已经升任右都御史的陈镒,指责他“巧取民财,创建神庙”。
结果徐亨派人一查,秦王所奏全都是诬陷。英宗一个头两个大,他实在是懒得和这位堂叔废话,只能告诫陈镒要“谨守礼法”。然而秦王不依不饶,于次年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四月再次上奏,称陈镒平时“潜通乐妓”,人品大大滴不行。
这一回徐亨和巡按御史以及按察司官员一同出马查案,认定秦王所言仍然还是诬告。甚至连陈镒所通的乐妓被逮送进京之后,也改口翻供,否认自己和这位右都御史有任何关联。英宗这一次没再戒谕陈镒,而是写敕书让秦王“谨守礼度,毋轻听小人邪言”。
上命镇守陕西兴安侯徐亨及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体实。亨等言王所奏俱诬,及逮所通妓至京,亦变初辞如亨等体状。—《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
陈镒在陕西十余年,深得百姓爱戴。但是在秦王的连番胡搅蛮缠之下,英宗不得不在当年十月委派都察院另一位右都御史王文前往陕西,将陈镒调回京师。
宗亲与仪宾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朝廷同意了秦王的请求,任命王府内使刘全为承奉正。王府内管理宦官的机构称为承奉司,设从六品的承奉正一人。
结果自这位刘承奉上任以来,秦王对他言听计从,将王府上下内外闹了个鸡飞狗跳。比如王府山川坛的兽吻,被拆去修盖殿宇。不听号令的承奉副被逼抑自缢,身兼辅导之职的纪善被拔掉须发。此外还殴死军余四人,哄诱军民子弟自宫。
不但如此,就连秦王同气所出的弟弟宜川庄朱志堢,也因为得罪了刘全,被禁止入府拜庙启事。另一位得罪刘承奉的仪宾刘名泰,竟然在死后被“发冢开棺”,尸骸都被拉出来烧掉。
最终秦府审理正秦弘、纪善陈彬等人不堪忍受,联名向朝廷揭发刘全等人的恶行。这一次英宗直接派锦衣卫到西安,将刘全等人带回北京审问。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全之所以敢如此恣意妄为,背后自然少不了秦王本人的支持。故而英宗在下旨将刘全诛杀之后,另外写了一封对秦王进行了严厉地呵斥,意思就是再有下次就不轻饶了。
然全等恃恩玩法,挟势作威如此,未审王知否也?不知则为不明,知之则为纵恶,皆于祖训有违。朕念王宗室至亲,素称恭谨,兹必小人蔽惑所到。复览奏章,具见追悔至情,今特置不问。自今宜谨遵祖宗大法,恪履先王大道。亲近正人,嘉纳善言。无惑于群小,无自蹈非义。庶有光藩屏,保国于悠久,亦不致下人持议。此朕保全亲亲,言出至爱。—《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三》
结语:郑铭、陈镒相继调任之后,秦王在西安无人管束,行事这才肆无忌惮起来。新来的右都御史王文外表看上去“面目严冷”,似乎是个油盐不进的角色,然而《明史》却评价他“中实柔媚”。从秦王去世之后,坟园碑石上的碑文还是由王文撰文来看,二人私下的关系相当不错。
壬寅,秦世子公锡奏:“父康王薨,坟园碑石系罪人王文撰文,陈循篆额,不可垂示后人。乞改命儒臣撰篆立石。”—《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九》
由于正统年间秦藩故事颇多,本篇集中于秦王本人。至于秦藩各郡王的故事,我们留到下一篇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