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都曾修建大运河,隋炀帝和唐太宗也都曾亲自伐高句丽,但为何隋朝灭亡,而唐朝却盛极一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一历史谜团。
杨坚创建隋朝,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新王朝的崛起,但实际上,这个王朝的建立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宇文氏所建立的北周王朝的延续。说起来,杨坚建立隋朝的动静并不大,甚至连武则天建立武周,唐玄宗父子恢复大唐时的震动,都比不上杨坚的这番操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坚建立隋朝,实际上更多地是一种和平演变。 从这个角度理解,杨坚虽然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但在某种程度上,他相当于北周的第六任皇帝。因为北周完全是从西魏延续过来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流血政变,而杨坚加上西魏的两位傀儡皇帝,实际上是第八位皇帝。至于隋炀帝杨广,按这个推算,他应当是第九任皇帝。相比之下,唐朝的皇帝也有相似的情况。如果算上武则天,以及唐睿宗两次当皇帝(唐中宗第一次当皇帝不到两个月,因此不计算),唐玄宗就成了大唐的第八任皇帝。这样一比,杨坚的开国地位,实际上与唐玄宗的早期相似,而隋炀帝杨广,则可以类比为唐玄宗的后期。 接着我们来看看当时的人口数据。在隋炀帝杨广刚刚登基时,隋朝政府掌握的户籍人口是890万户。而在唐朝贞观之治时期,唐朝政府掌握的户籍人口是380万户,甚至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大唐的总人口也才960万户。事实上,在宋代之前,中国的最大人口规模也一直在1000万户左右,从未突破过这个数字。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下,社会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其极限大致就是1000万户。当社会总人口接近这个数字时,社会便进入了最繁荣的阶段。这时,人力充沛,财富积累最多,社会活力十足。但是,这也意味着,人口一旦超过了这个数字,社会矛盾就会愈加激烈,因为现有资源无法继续供养这么多的百姓。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开始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发生激烈冲突。 简单来说,最典型的资源就是土地。在人口接近极限时,土地的数量已经无法增加,而生产力也没有得到显著提升——没有新的农作物种类,甚至连红薯这种高产作物都没有引入,粮食生产水平无法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成为了最紧张的资源。人均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单亩土地的产量却没有增加,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如此一来,广大底层百姓的生活条件逐渐恶化,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随时可能引发动乱。从这个角度看,隋炀帝和唐太宗的时期,在社会矛盾的表现上有着本质的差异。隋朝人口接近900万户,而唐朝贞观时期仅为380万户。因此,隋炀帝时期,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因为百姓人均占有的土地比唐太宗时期少得多。假设唐太宗时期百姓每人拥有2.5亩土地,而隋炀帝时期每人可能只有1亩,甚至在最不理想的情况下,可能只有0.5亩。显然,随着土地资源的紧张,百姓的生活压力巨大,社会的不满情绪自然就更加剧烈。 唐太宗时期,尽管百姓也受到了征兵、税赋等负担,但由于土地资源较为充裕,百姓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社会矛盾较少,动乱的风险也相对较低。因此,尽管唐太宗的对外战争,比如伐高句丽,和修建大运河的工程都增加了百姓的苦难,但并未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百姓依然能够生存下去,社会也维持了一定的稳定。 然而,隋炀帝时期,人口暴增,土地资源和粮食产量的不足,使得社会矛盾激化。为了修建大运河、伐高句丽,隋炀帝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政支撑,这些都来自百姓的劳动和税收。此时,百姓的负担已经到了极限,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便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就算隋炀帝不修建大运河、不伐高句丽,隋朝的灭亡也在所难免。因为,随着人口接近极限,社会的矛盾本身就已经积累到了无法化解的程度,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总的来说,隋朝和唐朝虽然面临类似的挑战,但由于人口差距和土地资源的不同,它们在处理社会矛盾和稳定国家的能力上展现了不同的结果。隋朝在高强度的社会压力下崩溃,而唐朝则通过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得以稳定并繁荣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