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

西汉时期，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获得一匹汗血马，视其为天降神驹，并作《太一之歌》以颂。这匹被称为“天马”的骏马，不仅象征着汉代对良马的向往，更牵引出一段跨越千年的马匹交流史——从西域到中原，从传说到考古，天马的身影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

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木马俑

神话与考古中的西域良马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天，汉武帝在渥洼水边得到了一匹骏马，欢乐无比，不但为此发布诏书普告天下，还让乐府谱写了一首《太一之歌》，在祭祀太乙天神时隆重演唱。这匹马健步如飞，日行万里，奔跑时流着赤色的汗，叫“天马”，被汉武帝视为太乙天神赐给他的坐骑。

汉武帝所称的“天马”实为西域良马（尤其是汗血马）的统称或美称。其概念与文化信仰源流更为古老。“天马”一词始见于《山海经》：“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海外西经》又云：“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汤时西风至，吹其车至豫州……其国去玉门四万里”。奇肱国的位置在玉门关以西。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出土两具完整马头骨，这是目前中国所知最早的驯化马，其所属时间为公元前1682年至公元前1431年，为殷商早期。同期的哈萨克草原为半游牧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区。一般认为，殷商马车是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向东传播的结果。2009年，哈萨克斯坦伊希姆河东岸的波泰遗址出土大量马骨，距今约5500年，是世界最早的驯马遗存。距离波泰遗址以西560多公里乌拉尔山东麓的辛塔什塔墓地中发现大量中亚地区最早的马车，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700年。这些中亚早期的驯马与车辆遗迹，为“天马西来”的传说提供了考古学背景，也勾勒出马匹和驾马御车技术东传的大致路线。

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彩绘木轺车

西汉引进良马的历程与布局

张骞第二次通西域后，天马大量进入中原。首先进入中原的是乌孙马。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乌孙，“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这是最初关于西汉与西域间马种交流的记载。此后，乌孙与西汉交好，频频献马。汉武帝时，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先后出嫁乌孙，西汉要的聘礼就是乌孙良马各1000匹。汉武帝把从乌孙得到的好马叫“天马”。后来，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天，汉武帝在渥洼水边得到汗血马，听闻大宛贰师城的马更为神骏，便将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而将大宛汗血马尊为“天马”。

《汉书·音义》说：“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天，汉武帝在渥洼水边得到汗血马后，对大宛国天马心往神驰，于是派人载着金银和铸造好的金马去换取大宛王在贰师城匿藏的天马子。大宛王不但拒不交换，还攻杀了这批使者。于是汉武帝派李广利两次讨伐大宛国，终于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大宛求和，“献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武帝十分兴奋，作了这首《西极天马之歌》以示庆贺：“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西极天马之歌》里所说的天马实质上是汗血马。《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的情况时说：“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书·张骞传》记载，汉武帝获大宛马后，每年派大批使者分赴大宛及西域诸国索取良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

西汉政府引进的西域诸国良马主要是乌孙和大宛良马，且基本上是通过奉献名义或出资购买得到的，这些良马经敦煌郡进入西汉境内，并在敦煌完成手续交接，特别优良的品种（亦称为“善马”）被送往长安关中，安置在长安周围、渭河沿岸和秦岭北麓的离宫别馆周围。《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除上等马外，经敦煌引入的乌孙马和大宛马中的中马以下马匹交由敦煌郡当地饲养，或者调配到凉州诸郡其他牧苑进行放牧，用于马种的改良。

凉州，包括今甘肃、宁夏大部分和内蒙古中西部，是西汉官营畜牧业的中心。西汉政府设立的36个牧师苑中的绝大部分都在这里，故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之美誉。主要原因：一是靠近边塞战场，军马供给方便，同时从战争中掳获的大量马匹和牛羊等畜产可就地安置以补战马所缺；二是与胡地接近，便于引进西域优良马种，为战争提供优质马匹；三是这里水草丰美，辽阔的天然高山草甸最适良马奔放不羁之天性。

凉州东部的天水郡（治平襄，今通渭）和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官营畜牧业尤其发达。目前可知，西汉政府在天水郡至少设置了3个牧师苑，包括陇山西麓陇县（治今张家川县）的流马苑、兰干县（治今定西巉口）的休因苑和勇士县（治今榆中县东古城）境内的牧师苑；在安定郡设呼池苑。天水、北地二郡牧师苑繁殖的马匹数量很大，向西调配到敦煌等郡，以补充厩置和驿置用马。悬泉汉简有记载，“置曰：天水、安定郡给敦煌骑马六百一十四匹，百八十匹为一辈。”天水郡内牧师苑中养殖有天马。《水经注》卷17《渭水注》称渭河支流秦祁河为“天马溪水”。秦祁河又名“癿羊河”，因下游水质含碱，故又俗称“咸河”，发源于甘肃临洮县北胡麻岭南麓，东南流经渭源县秦祁乡、北寨镇至陇西县首阳镇癿羊口入渭河。汉代该河流域属于天水郡管辖，属于兰干县休因苑所管辖的一块牧地，也是天马东传的必经之路，故有“天马溪水”之称。

天水郡西边的金城郡（治允吾，即今青海民和）也有牧师苑，同时是天马东传的重要通道。《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秋，羌族首领忍良等“遂相结共胁将诸种部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马）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余人”。说明金城郡设有牧师苑。《水经注》卷2《河水注》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太初四年，即公元前101年引入长安的天马中，有一匹马因思念故土，挣脱羁绊，一路向西狂奔，经金城郡一日逃至敦煌郡北塞外，还在金城郡和敦煌郡留下马蹄印，当地人叫“天马径”。这则关于天马因思念故土，向西经汉金城郡向敦煌郡塞外逃跑的故事，反向证明天马输入的线路必经金城郡。

张掖山丹马场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文物见证的天马文化与文明交融

除了文献记载，河西走廊，尤其是武威郡出土的汉代文物，为我们理解天马的形象及其在当时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提供了最直观的物证。1969年9月，甘肃武威市的村民意外挖到了一座古墓，出土了大批青铜文物。而在这批文物当中，就有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国家重要文物——铜奔马。它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千克。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这件文物于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它视为一件表现雕塑艺术家天才想象力的艺术品，或是马神崇拜的象征。现在有新的学术假说认为，它是鉴定大宛马的步样的马式，即标准模型。它体现的大宛马的步法，与一般马的步法不同，它的左侧两蹄同时腾空向后，而右侧两蹄又同时前迈，这是罕见的“对侧步”或“溜花蹄”。天马涌入西汉境内后，极大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当时一个叫东门京的善于相马的人，根据最佳体态良马的具体尺寸，铸造成比例准确的铜马，汉武帝命令把它立在首都长安未央宫所属的鲁班门外，作为评选良马的标准，因此那座门也被改称为“金马门”。汉武帝以来铸造青铜马的风气盛行，各类金马仿制品应运而生。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就是根据良马的标准铸造的。2005年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木马俑，也是仿照大宛马雕刻的。

与秦陵的陶马俑造型不同，武威的木马俑有明确的造型意图，它的形象是按照良马应该具有的形体要求设计制造的。如马头的造型方而高峻，头部多骨而少肉，棱角分明，像削出的兔头。马的眼眶如弓，下眼眶平直，这种鼓突的眼睛的马被认为是可以矫健地从早奔跑到晚的马。木马的鼻孔长大，上唇方而努起，象征马的肺活量大而气势强盛。耳的形状小而锐，折射出耳小肝小的马，容易驾驭使唤。马喉都是曲而深的，衬托出圆而扁的颈部厚又强壮的感觉。胸边两块大肌肉像双凫似的正准备张开，马的脊背平而广，马尾高举，而且尾基大，显得很强劲。根据良马式雕刻的木马，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中的自然马，而是用鲜明的艺术语言来表现深刻理解过后的良马特点，到达一定的美学高度，从而将生活中一般性的常见形象提炼成理想化的简明形象。东汉名将马援作为一位善于辨别名马的相马高手，他拜杨子阿为师，接受了相马骨法，他希望以活马为原型，将骨法用于一马之身，传于后世。他严谨地依据相马专家和流派仪氏的马络头，中帛氏的口齿、谢氏的嘴唇马鬣、丁氏的身中，把这数家骨相集中在一个模型上以为法度。由此可见，武威磨咀子汉墓木马俑，并非随意雕刻，而是对东汉相马骨法精髓的立体呈现。

武威木马俑生动和丰富的造型，也反映出工匠师在依照成规创作木俑时，加以求变和创新。比如雕刻师善于捕捉在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如静态的立马俑很容易处理得板滞，但高明的雕刻师抓住站立的马正要行走这一富有表现力的情节，刻画了两腿交叉立、目突鼻张地嘶鸣，双耳竖立、尾巴高举的生动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武威木马俑头部和颈部曲直，这一特征的强化和处理，也提供了武威木马俑是依照大宛马（即今天阿哈尔捷金马）刻画的依据。

虽然无法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知道武威郡牧师苑的具体名称，但武威雷台汉墓和磨咀子出土的天马模型，说明汉代武威郡大量饲养汗血马，当地官员和世家大族已经把它们用于日常交通了。

此外，根据出土文献，汉代张掖郡（治觻得，张掖黑水国北城）有坚年苑、骊靬苑，敦煌郡（治敦煌，今敦煌）有敦煌苑，这些牧师苑中饲养着数量不少的西域马，它们绝大部分来源于活跃在敦煌郡至长安驿路上的从事骏马贸易的胡商。如悬泉汉简记载“□以食使者段君所将客私马百九匹，匹一钧，东”，其中的使者段君就是西汉政府派遣的代表官府与西域诸国进行马匹贸易的使者，他携带的109匹马属于西域胡商的私马，这条记载反映的应当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胡商贸易活动。这些通过贸易形式进入敦煌牧苑的西域马种得到特别珍视，被养牧于泽湖草地，且根据特性，每匹马都被赋予了好听的名称。

从汉武帝的《西极天马之歌》到武威汉墓中栩栩如生的铜马与木马俑，天马已不仅是战争与交通的工具，更是文化融合、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它跨越山河，连接东西，见证了中国古代与西域文明的交流与共生。如今，当我们凝视那些奔腾千年的马影，仍能听见历史的蹄声在时光的草原上回响不绝。

（作者：苏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