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元代辽阳行省学校的学官任命制度严格，生员与相应户籍制度相匹配
元代的学官体系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其升迁道路充满了重重困难。在元代，学官的职位普遍不高，权力有限，然而却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尊敬。学官的选拔过程严苛，只有在学术、科举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儒生，才能被授予较为重要的职位，如提举。而其他的学官，尽管在全国的儒户中占有一定比例，却大多只能担任较低职位，升迁的机会十分有限。通过辽阳行省的几则碑刻，可以窥见这一制度的严谨与复杂。
其中，虞元登的经历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他于皇庆二年（1313年）担任儒学学正，至顺三年（1332年）时，已经从辽阳行省理问所知事一职致仕，成为国家流官。这一路程的变化，恰好反映出元代学官升迁的艰难。元代规定，学正和山长的任期结束后，会经过一轮考核，合格者方能晋升至府或上中州教授。不合格者则只能继续留在学正或山长的位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学官的升迁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能从学正晋升为县主簿。像虞元登这样，能迅速从一个普通学官升至较高职位的例子，在元代学官群体中是非常少见的，足见其仕途的不同寻常。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冯善主。冯善主曾师从名儒，担任辽阳儒学教授，并因其才学受到辽阳行省平章洪君祥的赏识。洪君祥正在大力推动辽阳的义学事业，因此将冯善主聘为教师。之后，冯善主又升任蔚州安定县主薄，但未能赴任，在大德十一年九月辞世。尽管冯善主的升迁较为顺利，但他最终也以流官的身份退休。这表明，即便是像冯善主这样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学官，升迁的机会依然十分有限。 叶瑞是另一位在辽阳儒学教授中较为突出的人物。除担任辽阳路儒学教授外，他还受邀成为洪氏义学的教师，为辽阳行省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他的仕途最终也未能超出学官的范畴，仅以江西等地的儒学副提举身份致仕。元代学官的升迁难度可见一斑。 在辽阳行省的学官迁调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至正三年《北宁北镇庙御香代祀碑记》中记载了医学教谕郭伯颜参与祭祀，然而在至正五年的《代祀北镇碑》中，郭伯颜的职务已变为阴阳教谕。这种职务的变化，可能与元代庙学合一的制度有关。医学通常依附于庙宇祭祀三皇，而阴阳学则往往没有独立的校舍，因此郭伯颜的职务可在这两种学术领域之间调动。 通过研究碑刻，还可以发现至正七年《北宁北镇庙御香之碑》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官职——学司。学司这一职称在元代学官体系中并不常见，在辽阳行省也只有姜罴一人担任此职。学司的职能应属于学校管理人员，类似于提举学事司的职位。然而，学司并不属于学官体系，其权力和地位低于学直这一学吏职位。学直虽在学官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其职责更侧重于管理学校的财物，而非学术事务。学司的设立并非普遍现象，它在史料中的出现相对较少。在至正四年的《重修贤像记》碑中，济州儒学学司冯诚的名字也曾出现在官员列表中。同时，还列有学校的儒生、礼生和执事生等。这些职位表明，学司虽然是学校的一种管理职务，但并非学官的范畴。在至正十三年的《济宁路重修文庙碑》中，也记载了济宁路前学司柳元亮和班时中等人的名字，进一步证明了学司这一职务是由学官自聘的属吏，尽管它在不同地区的设置情况有所不同。 元代学校的生员制度也有严格的规定，且与当时的户籍制度相匹配。根据元朝的规定，所有儒户的子弟必须在到达学龄后入学，而那些不属于儒户的民众，也可以作为旁听生参与学习。这种制度确保了儒学的普及，并为各地学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员。 尽管元代对生员数量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学校的规模通常与地方经济状况及学府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生员的生活条件较为宽松，他们不仅可以享受相当于奖学金的廪给，还能免除一定的赋役。除了地税和商税外，杂费徭役等一切非必要的劳动都能免除。这些政策使得儒士们得以专心于学业，不必为生计烦恼。实际上，进入官学的学生，基本上都能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甚至有些家境较好的学生，能穿着狐皮裘衣，显示出他们并非普通人家的子弟。在《送杨复吉之辽阳学正》一文中，便有门生衣袂多狐貉，来听谈经绛帐中的描述，这一细节展示了当时生员在学习和生活上的不凡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