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改革开放初期,出国是一种特权,没有特殊关系,护照几乎拿不到。可那些高层的子弟们,几乎都能顺利拿到护照,成为美国的公民。至于这背后是不是当时高层的一种有意安排,或者说某种政治上的智慧,我并不清楚。但从结果来看,这倒是缓解了老干部们试图让子女接班的压力,反而帮助我们轻装上阵。要知道,我这一代的高干子弟,如果回到明朝,恐怕会被视为勋贵。明朝的勋贵,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这一次,大量的高干子弟成为美国公民,反而对中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对于这些个人来说,不能简单地说他们错了,毕竟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同的。这像是一场赌博,选择自己相信的未来。除去一些特殊原因,多数选择留在国外的人,赌的是中国不会迅速发展成发达国家,赌的是去发达国家之后能立刻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而选择留下来的人,则是赌中国最终能够崛起,赌的是与国家和民族共呼吸、共命运。至于结果如何,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至少,留下来的那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从艰难困苦到逐渐走向富足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跌宕起伏,非常值得回味。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约是二十一世纪初,那时身边的那些最聪明、最有潜力的人,几乎都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如何出国上。这并不丢人,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时候,国内外的差距如此之大,走出去几乎是通向更广阔天地的捷径,而留下来反而显得未来不确定,前景未卜。 出国的这一批人,可以说是顶级的个人奋斗者。他们非常擅长在别人已经搭建好的成熟体系中,通过个人的智慧与不懈努力,迅速登上事业的巅峰。以美国为例,学术界、金融圈和技术领域的规则都已经明朗呈现,只要你足够聪明、足够拼搏,就能够获得成功。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人虽然能够迅速适应规则,成为规则的参与者,但却始终不是规则的制定者。真正的精英阶层,甚至当他们身处美国,纵使自己再完美,也会遭遇挑战。美国社会始终有一种防范心态,害怕华人崛起,甚至比防印度人还要严重。美国的总统可以是白人、黑人,甚至男女不拘,连英国的首相也曾是印度裔。但华人要想成为美国总统?恐怕那是永远的梦想。 而那些选择留下的人呢?他们面对的则是一个百废待兴,甚至有些混乱无序的局面。这里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前方满是坑洼。那些决定留下的人,要想取得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智商,更需要的是敢于下注的勇气,整合资源的能力,还有在泥泞中打滚之后依然能站起来的韧性。
另外,不要低估中国这个庞大体量所带来的迭代效应和人才储备。很多人总是喜欢用线性思维来分析问题,认为一个顶尖科学家的离去,就是巨大损失,认为一个富豪移民了,就是资产流失。但这种想法,格局实在太小了。 比如小米的雷军跑了吗?比亚迪的王传福跑了吗?宁德时代的曾毓群跑了吗?这些在中国产业中扮演着领军角色,带领着成千上万的人拼搏向前的人,哪一个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搬到国外去的?你只看到了几个发了财的人,或是一些理论研究者,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在中国,每年从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有几百万。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总人口。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我们有全球最大的工程师红利。在任何细分领域,只要有市场需求,我们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组建一支规模庞大、执行力极强的团队。即便一个技术专家离开,下面很快就能有十个博士、一百个硕士来顶替。虽然他们在某些领域可能不如前者那么具有创新性,但他们组成的团队,在执行力、成本控制和快速迭代方面,足以将任何对手拖垮。如今我们看到的许多产业优势,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最近迅速崭露头角的机器人领域,都不是靠一两位天才的灵感爆发而成的,而是依靠着海量工程师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加班、一步步优化出来的。这便是我们体系的可怕之处。我们的技术和人才库,不仅仅是一个小池塘,而是浩瀚的大海。即使有几桶水流失,也根本不影响潮水的流动。 机会的天平,早已经开始倾斜。过去,出国是因为外面机会多,仿佛是去淘金。而现在,对于绝大多数有志向的人来说,最大的金矿,反而是在中国。因为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最统一的市场;有全球最完整、最高效的工业供应链;这里有愿意为未来下重注的资本;这里还有最渴望改变命运的消费者。这些要素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舞台。 一个国家的强大,永远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留住所有人,而是取决于它能否成为一片源源不断地创造希望和机遇的沃土。只要这片沃土还在,只要这台庞大的造血机器还在不停运转,那它就永远有能力培养出新的、更强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