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感叹：陕北非多兵久驻之地。这并非空泛之言，而是基于当时红军的实际困境。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在经过漫长而艰苦的长征后，终于到达了陕北，与徐海东领导的红15军团会师。尽管长途跋涉使得中央红军损耗严重，但红15军团的情况并不乐观。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当时毛主席派后勤部部长杨至成去找徐海东借2500大洋，解决红军的冬季过冬和日常开销问题。徐海东从自己仅有的7000大洋中拿出了5000大洋，支援中央红军。毛主席因此称赞他为对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央红军刚经历了长征，资源紧张是可以理解的，但红15军团已在陕北驻扎了一段时间，为什么依然这么贫困？7000大洋的家底，实在令人费解。唯一的答案是——陕北实在太贫瘠了。这里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生活已经困难，军队如何养得起？

1936年8月25日，毛主席在给王明的电报中提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他指出，当前红军的粮食和财政状况已经十分危急。毛主席进一步明确表示，如果不向外发展，红军将无力维持生存。问题是，该向哪里发展呢？北方和西方的选项很快被否定，两个方向的沙漠地带不仅资源贫瘠，而且比陕北还更艰苦。林彪曾提出向南发展，他希望带领一支部队到陕南进行游击战，但中央没有同意。瓦窑堡会议后，林彪再次致信中央，表示他依然期待中央批准他去打游击。

为什么南下的方案被拒绝？首先，红军此时本就力量薄弱，分兵去陕南并不明智。其次，尽管陕南比陕北富饶，但它离西安较近，靠近国民党势力的重心，一旦红军进驻，蒋介石部队的围剿将随之而来。正如聂荣臻所说：不要看不起这些破窑洞，去了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都找不到。南、北、西三个方向都不通，唯一可行的便是东边。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向他求援最为适宜。更重要的是，从全局来看，进入山西后，红军可以向东挺进，直达河北平津地区，那里百姓抗日情绪高涨，革命的基础深厚。

1936年2月，红军发动东征战役，目标是在山西和华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的阎军仅有8万人，力量分散，红军单独应对毫无压力。但阎锡山深知红军实力，迅速向中央军求援，不久后，汤恩伯带着10个师进入山西，进一步加强了防守。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领15个师向红军的后方——陕北进攻。由于东征战役正在进行，陕北的红军力量有限，约有四个团以上，为了防止后方被切断，红军决定撤回防守。虽然东征战役初步取得了胜利，但从战略角度来看，红军依然困守在贫瘠的陕北，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随着其他两大主力红军的到来，形势将更加严峻。

然而，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喜悦中却隐含着忧虑。三大主力虽然成功汇聚，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整体，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陕北资源匮乏，已难以支撑中央红军，更遑论新到的两支大军。同时，随着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蒋介石的追兵紧随其后，红军的根据地不断被压缩，生存条件变得异常艰难。之前红军未能集中时，尚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如今三大主力汇聚一处，正给蒋介石提供了打击的最佳时机。

尽管如此，喜讯还是有的。三大主力终于形成了统一的力量，横跨黄河两岸，巩固了西北的局面。此时，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已有一定沟通，若能掌握主动，西北联合政府的成立指日可待。有人或许会问，红军总数不过8万左右，凭这些兵力就能在西北立足吗？单凭8万红军自然不行，但若获得苏联的支援，局面将大不相同。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就曾提出通过乌鲁木齐或乌兰巴托等地获得苏俄军事援助的计划。1925年，苏俄曾大量支援冯玉祥的西北军，助其对抗张作霖。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武汉国民政府北上占领张家口，以获取苏联援助。这一系列历史背景表明，只要能获得苏联援助，红军在西北的局面将稳固。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至西南地区时，得知苏联已通过盛世才在新疆建立了影响力。因此，在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前，中央便决定北上，推动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北上方针的确立源自两河口会议，但张国焘对此百般拖延，既担心途中与中央军发生冲突，又怀疑苏联是否真正支持这一计划。

不久后，张闻天在沙窝会议上重申了北上的必要性，并强调争取西北地区、与苏联建立联系的重要性。毛主席也明确表示，靠近苏联不仅能得到物质支持，还能从军事上获得飞机、大炮等装备，对内战至关重要。然而，张国焘始终固执己见，认为与苏联联系会给日本制造进攻外蒙的借口。最终，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公开制造了分裂。中央只得密令红军主力连夜北上。

1936年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讨论未来的行军方向。由于张国焘的坚持，川甘陕三省根据地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毛主席提议一路向北，利用游击战打到苏蒙边境。此时，红军仅剩4000多人，要完成北上的任务，面临重重困难与危险。就在这时，一张《大公报》透露陕北还有一块可以作为苏区落脚的地方，红军果断选择向陕北进发，与徐海东的部队会合。

如果红军仅依靠一方面军，打通苏联的目标几乎无法实现，但随着三大主力的会师，这个目标变得可行。中央迅速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计划全军渡过黄河，打通苏联并与地方实力派联合，形成西北大联合。然而，渡河计划实施不久后，红军再次陷入危机。渡河失败，红军被黄河一分为二，宁夏战役未能完成，面临着被国民党围歼的生死考验。

冬季即将来临，二、四方面军的过冬问题没有解决，红军的困境愈加深重。张闻天向共产国际请求紧急资金支援：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红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如此困境，中央决定发起第二次长征，计划突破国民党的包围圈，再绕一大圈，最终重返西北，与苏联对接。

11月15日，中央正式决定南下，开展新的长征。张学良极力劝说红军留下，许诺局势会发生变化，中央因此推迟了执行计划。然而，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二次合作得以促成。红军不仅避免了可能的灭顶之灾，还推动了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获得了最好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张学良无疑是民族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