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的膨胀本身，就像是一种奇异的迁移，涉及着浩罕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命运起伏。在蒙古帝国时代，察合台汗国与元朝都与西域紧密相连，然而，后来的分裂与动荡，则更多地与沙俄治理不善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早先我们提到过泄洪模型——沙俄在其新征服的中亚地区，实际上根本无法维持长久的内在稳定。为此，它不得不将这种不安定的力量引导到邻国，像以邻为壑般将其外溢出去，让邻国为此付出代价。那么，察合台汗国的处境又如何呢？ 察合台汗国的起源，实际上是与蒙古的本部密切相关，而蒙古本部则位于东方，沙俄征服中亚时，蒙古的本部已经远在西方，这便是两者的最大区别。察合台原先的组织结构属于游牧社会中的头人-附庸模式，这一社会体系有其独特的规律：头人和附庸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石，虽然上层关系也存在，但它们往往较为松散和不稳定。与此同时，草原的经济结构并非以产权为基础，而是以移动权为核心。这意味着草原的资源并不固定，牧民们需要频繁迁徙，而其他生活必需品则依赖与内地或汉地的交换。在这一经济模式下，移动自由比固定的产权显得更加重要，直到札萨克制度的确立，这种局面才有所变化。

然而，正如拉铁摩尔所言，当草原社会与绿洲农业社会或精耕农业社会碰撞时，必然会发生两种极端：一种是分离，另一种则是完全被吸纳。最终，这种冲突导致了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无法调和的对抗。这种对抗的根源，在于草原社会的移动性与农耕社会的财富产权之间的深刻矛盾。很多历史实例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北魏、伊尔汗国、保加尔汗国等历史上的草原与农耕融合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北魏尝试在南下过程中融入汉地，但孝文帝为了实现汉化，抛弃了鲜卑贵族，这导致了鲜卑族的不满，最终失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争端也是类似的，虽然忽必烈试图借助汉地文化，但他并未忽视草原贵族的力量，最终通过强硬手段打败了这些贵族集团，成功加冕。

伊尔汗国的情况也很复杂，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波斯地区的社会结构已经被严重扭曲。在萨珊帝国未灭亡之前，西伊朗的经济与东伊朗的游牧头人关系相对简单，但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尤其是倭马亚和阿巴斯王朝的分封制度，使得这一结构变得愈加复杂。波斯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层层叠叠的演变过程，最终通过伊克塔制度让地方实力派和贵族的割据得到了合法化，从而导致了中亚地区的深刻动荡。

在这一过程中，中亚不仅经历了从草原到农耕的变化，还承受了历史上由突厥军事奴隶古拉姆的贩卖与分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古拉姆制度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君主制，也让原本依赖贵族和地方领袖的治理结构崩溃。这些古拉姆作为军事奴隶，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也因此摧毁了萨曼王朝的根基。这一系统的持续运作，不仅改变了萨曼王朝的政治结构，也为后来的中亚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察合台汗国的建设之前，从未来的伊尔汗国到察合台汗国的广大领土中，地方贵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还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几乎掌控了整个地区的生杀大权。大部分弟煮甚至能从邻近的城市获得苏丹的封赐，成为名副其实的领主，甚至能在地方城市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势力，利用这些学者来辅佐自己的政治。对于这些地方贵族来说，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学者团队，是他们与其他弟煮竞争的核心。

这一结构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军事力量。地方的豪强和贵族依靠掌握的军队，在商业城市的支持下，形成了不小的势力。这些军队不仅仅是防卫力量，它们也是统治的核心。为了保持这种武力的稳定，贵族们依赖神学家的支持，而神学家本身又是以宗教和思想为支撑，继续增强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力。在这种结构下，察合台汗国面对的就是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在不动摇地方贵族土地权利的前提下削弱他们的叛乱能力；二是如何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这与历史中的许多帝国类似，无论是蒙古帝国还是伊斯兰帝国，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察合台汗国的出现实际上是蒙古与伊克塔传统的结合体。蒙古人希望通过分封来保持对地方的控制，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也逐渐被这些分封制度同化，而不再是主导者。最终，蒙古的分封体制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结构，其中的分裂和割据成为了无法避免的命运。 察合台汗国的这些问题与后来的帝国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帝国的衰弱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就像帖木儿帝国，曾经的辉煌在短短几十年内便衰落到只剩下费尔干纳盆地一隅，而这背后正是分封制度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提醒我们，无论是蒙古的分封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分权结构，当权力过度分散时，国家的整体稳定性便会受到威胁。

因此，察合台汗国的历史不仅是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冲突，也是一个关于分封、集权、军事与宗教关系的复杂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