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前期一次堪称灾难性的军事失败。由于精锐之师几乎全军覆没于土木堡，明朝迅速陷入了军事空窗期。这一时期，朝廷无奈只能依赖京师的防御，抵御瓦剌骑兵的威胁。尽管京师最终在防守战中胜利，但自土木堡之战后，那些曾声名显赫的三千营，也几乎不再出现在历史的记载里。而曾随朱棣五次征战北地的神机营，更是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无论是三千营，神机营，还是与之齐名的五军营，它们都隶属于明朝的京营编制。换句话说，从土木堡之变之后，明帝国几乎失去了中央兵团——也就是京营，只能依靠边军来作战。那么，究竟为何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失去了中央兵团的支撑呢？

京营制度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明朝建立前的大都督府。为了有效地指挥军事，朱元璋设立了诸翼统军元帅府，后更名为大都督府，其侄子朱文正担任了第一任大都督。可惜，随着朱文正被幽禁致死、胡惟庸案的爆发，朱元璋不得不将大都督府再次改设为五军都督府，专责掌中外军士兵籍。因此，四十八卫的京军便全部归入了五军都督府的管辖范围。在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京营建设达到了新高度。除了由五军都督府管辖的五军营外，他还创设了三千营和神机营，也就是如今所说的三大营。与洪武时期的四十八卫不同，三大营的总兵力已扩展至七十二卫，总兵数达到了35万至40万人。实际上，三大营只是京畿守备力量的一部分，京畿内还有八府作为京营的补充，兵员数多达二十八万。

除京营之外，明朝的地方卫所也有义务按照规定时间轮流戍卫京师。《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九年，朱元璋曾下令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等地的都司和直隶卫所操练马步兵士，随时准备接受检阅。然而，这种做法逐渐暴露出很多不现实的弊端。一些距离京城较远的地方，士兵往返不便。永乐年间，明朝便决定改为派遣京操班军驻扎中都、大宁、山东、河南四地。这支京操军理论上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按照《明史·蒋德璟传》所载，当时京操军的总数达到了十六万人。

从这些数据看，京畿的守备力量不可小觑，即便在土木之变这一历史低谷后，明朝京军的底蕴依旧未完全丧失。然而，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存在疑问。正如南北宋时期那样，明朝军队中隐占和缺伍现象普遍，这也导致了当土木之变发生后，明朝除了需要调动京营部队外，还不得不调集山东、南京沿海备倭军以及江北和北京的运粮军，以支援京城防御。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景泰帝甚至派遣官员赴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选募民壮，每府五千人，准备投入战斗。正是通过这些临时增兵措施，明朝才勉力组建出一支可与瓦剌对抗的军队。

然而，土木之变的失败不仅仅暴露了指挥失误，更揭示了京军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由于缺编和空编现象严重，加之士兵素质参差不齐，很多部队在实战中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而且，三大营内部训练各不相同，互不协调，导致在作战时根本无法做到有效配合。许多情况下，战场上呼叫兵员时，甚至连彼此的姓名都不记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谦提出了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的建议。通过从三大营中挑选出战力较强的士兵组成新的作战部队，其他老弱士兵则被安置在原营中。这样便形成了所谓的团营制。团营制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如今称之为十营团练，但根据《明英宗实录》和《明史》的记载，这一制度经历了从三营、五营到十营的多个阶段，其兵力也在不断增加。然而，这一制度未曾成型便因夺门之变而宣告失败。直到明宪宗时期，团营制才再次得以恢复。

客观来说，团营制的创立对于京师保卫战的胜利至关重要。通过精兵简政，明朝终于组织起了一支具备战斗力的军队。然而，南宫复辟后，团营制的命运几经波折，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冯琦这位万历名臣曾对团营制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明朝过去的种种军务整顿措施治标不治本，特别是在裁汰冗兵这一做法上，存在着极大的隐患。他认为，精锐为团营而汰冗者为老营，未几而团营犹老营；精锐为正兵而汰冗者为备兵，未几而正兵犹备兵。这种精兵简政的方法，未能彻底根治京军的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多的兵员在被编入老营后，仍需承担繁重的训练任务，且时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团营制的实践问题不止于此。由于没有明确的归属规定，士兵在军中的角色混乱，往往受到不合理的役使。自洪武以来，明朝就有军官挑选军伴的传统，这些军伴需要为军官承担军营中的差役。然而，团营和三大营的军官与卫所军士的管理制度不同，他们并不能沿用原有的军伴制度。因此，团营的军官往往自行挑选军伴，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士兵被随意调配到各种差役中。军官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安排兵员做事，甚至将士兵当作私人物品利用，这种现象在朝廷中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尽管《大明律》对此有严格的惩罚措施，但实际操作中，军官利用职权占用士兵劳力的现象仍屡禁不止。尤其是在景泰年间，朝廷为了水利、皇陵等工程，常常要求京军士兵充当劳力，并且没有给予士兵应得的补偿。官府、朝廷和军官对于士兵的占役行为愈加猖獗，导致士兵常年在军中贫弱度日，精锐士兵无法得到有效的训练和补充。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军官和士兵的失衡关系不仅损害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还使得整个军营的士气持续低落，直至明中期，京军的战力逐渐下降，几乎无法应对外部威胁。

这种现象在嘉靖年间尤为显著。京营的军官占役风气愈演愈烈，使得边军和京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边军看待这些军官如同灾星，避之不及。有些地区的边军，甚至在战局僵持时，因担忧京军的干扰，反而奋力一搏，最终逆转战局。昔日明朝京军的强盛，竟在短短数十年内沦为边军眼中的累赘，这不禁令人唏嘘。

随着京军的衰落，明朝也失去了原本凭借京师中央力量所拥有的战略优势。朝廷不得不依赖边军来防御周边势力的侵扰，甚至在面对连绵不断的战争时，多次采取征募士兵的方式来组建临时军队。从万历三大征到后金的辽东战争，皆如此。这种集结部队的方式虽然缓解了短期的兵力问题，但由于编制、装备、士气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最终未能有效解决明朝的军事困境。在这种不稳定的集结模式下，明朝即便意识到这些问题，仍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军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