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兴国四年（979年），在北宋太宗的带领下，北汉灭亡，基本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这时，宋朝的统治阶层胸怀壮志，梦想着将天下收入囊中。然而，接连发生的高粱河战役和岐沟关战役的失败，却将这些美好愿景瞬间击碎。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宋朝的统治者意识到，他们曾梦想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局面，已经变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这一转变深刻地影响了宋人的心态，他们开始意识到，辽朝的崛起让他们无法继续坚守华夷观念，也让他们陷入了对华夏身份的焦虑与不安。

辽朝的中国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宋朝自诩为正统的心态膨胀。但从客观上讲，这种情感的波动也反映了宋朝面对南北对立的无奈与认同。正如钱钟书所言：北宋对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面对辽朝的强大，宋朝人在大国意识与尊严之间徘徊，他们始终无法从天下的窘迫与中国的尊严中找到平衡。无法通过武力夺取天下后，宋朝开始试图通过道德、文化、礼仪和价值观念，构建新的夷夏辨别体系，强化他们作为大国的多元化表现。

在这一过程中，北宋的使臣们创作了大量的使辽诗与使辽语录，语录中充斥着重中国，轻夷狄的情感与思维，折射出当时朝臣们在南北对立的局面下对自己文化的自负。宋人的这种自大，不仅仅是对辽的歧视和贬低，更是一种政治焦虑的表现。让人无法忽视的是，这种心态还带有一丝主观故意，这是屈辱感、无力感、压迫感、以及怨愤感的混合情绪。宋使们在使辽语录中，频繁使用虏、狄、夷等贬低性词汇来称呼辽朝，甚至用虏相和虏主来指代辽国的统治者。虽然每一次出使辽朝的活动，宋臣们都期许能宣扬大国威德，但内心深处的屈辱感，却难以掩饰。

在使辽的诗歌中，宋使常常表达出道路艰险、苦寒难忍、腥膻难咽等情感意象，这种情感的流露，不仅仅是在描绘艰辛的旅行，更是在通过文学方式来进行自我安慰。尤其是像欧阳修、苏辙、苏颂和王安石等文坛巨头参与其中，这些使辽诗不仅在当时有着广泛的传播，也促使大国情怀的影响不断扩散与传承。

在这些使辽诗中，宋使表达大国情怀的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贬低，二是装得气量很大。其中装得气量很大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辽朝境内各民族的安居乐业，宋使常常以汉家恩信、圣朝远略等话语，试图将自己描绘为宽厚与有气量的形象。苏颂和彭汝砺便是这种大国情怀的典型代表。苏颂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两度出使辽朝，其使辽诗无不凸显出一种自负的大国情怀。他甚至将岁币输入辽朝的行为粉饰为恩赐，以此作为笼络辽朝的手段，并且自诩为宋廷体恤百姓的恩德。

然而，宋朝君臣的大国情怀不仅仅是为了安慰自己的心理，也是为了填补失去燕云十六州的遗憾和无奈。宋朝以道德感召来解释与辽朝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始终跳不出华夷观念的历史局限。正如路振、苏颂、彭汝砺、苏辙、刘敞、沈括、郑獬等人的思想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的大国情怀实际上是在传统华夷观念的框架下，对自尊心、自信心的建构，并且这些情感表达也带有外交使命感。在宋朝的使辽活动中，这种大国情怀不仅是对辽朝中国意识的回应，也折射出宋人心中的自我安慰与政治认同。

辽朝的中国意识则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逐渐生成。儒学的普及与华夷之辨的发展为辽朝的中国意识提供了思想土壤。从辽朝建立起，如何安置大量的汉人移民，如何增强各民族对辽朝的归属感，成了辽朝面临的重大课题。辽朝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如农业开发、儒化教育、二元政体等手段，逐渐增强了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在这一过程中，辽朝的统治者逐渐形成了辽宋同为中国的自我认同，也为日后中心之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最终，在澶渊之盟后，辽朝逐步塑造了北极之下为中国的大中国观念，并与金、元、清朝一脉相承。辽朝的中国意识不仅是其国内民族认同的内在动力，也在宋辽外交关系中，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意识和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