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殷墟一、二期马车与成套青铜车马器呈现无过渡期、成熟态集中出现的考古特征，长期以来成为商代文明起源与技术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在梳理早商至晚商车马遗存基础上，结合陕北清涧寨沟、晋西石楼—永和等新发现材料，论证晋陕高原并非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而是欧亚草原车马技术东传的首站落地区域、本地化铸造中心、技术中转枢纽。殷墟马车并非中原原生发明，而是以晋陕方国（李家崖文化/鬼方集团）为中介，完成技术吸收、形制改造与资源供给，最终由商王朝实现礼制化与制度化。晋陕高原的中介作用，是解释殷墟马车与青铜车马器“突然兴起”的关键变量，也为重新理解晚商中原与北方方国的互动格局、早期中国文明交流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殷墟；马车；青铜车马器；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技术传播 一、问题提出：殷墟马车的突现现象与既有解释困境 在商代考古学中，马车与青铜车马器的出现具有极强的时间断点与形态突变性。早商二里岗文化阶段，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核心都邑仅见零星马骨，未见完整马车、车马坑及成组青铜车马器，社会结构与军事体系以步兵为主体，礼器系统以青铜礼容器为核心，车马尚未进入政治与礼仪生活。 进入殷墟文化一、二期，以武丁时期为节点，马车、殉马、车马坑与成套青铜车马器在殷墟遗址群内集中出现。已发现的商代马车均为独辕、双轮、双马、辐条式结构，配备軎、辖、轭、镳、衔、泡饰等完整青铜构件，技术成熟、结构稳定、形制统一，几乎不存在原始形态与试错过程。与此同时，甲骨文中“车”“马”“车马”“射车”等词汇大量出现，车马陪葬成为高等级贵族身份的标志，标志着马车已深度融入商代礼制与军事体系。

这种从“无”到“完备”的跳跃式出现，难以用中原地区内部技术渐变解释。传统“中原起源说”将马车归为商代手工业自主创新成果，却无法回应早商漫长时段内的技术空白，也无法解释马车关键技术要素的文化源头。家马驯化、辐式车轮、轭靷系驾法、青铜马具系统等核心要素，均指向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文化谱系。因此，殷墟马车的突然兴起，本质是域外技术传入与中原社会快速吸收的结果，而其间必须存在一个稳定的技术中转与消化地带。 晋陕高原（晋西吕梁山区、陕北黄土丘陵区）正处于欧亚草原文化南下与中原文化北进的交汇地带。近年来清涧寨沟、石楼后兰家沟、永和榆林塬、柳林高红等遗址的考古发现，逐步揭示出该区域在晚商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与手工业体系。本文以技术传播路径为线索，聚焦晋陕高原的中转、转化、供给功能，系统论证其在殷墟马车与青铜车马器突然兴起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晋陕高原：车马技术东传的首站落地与本地化定型 从空间格局看，欧亚草原车马技术进入中原地区，必须经由蒙古高原—河套—晋陕高原一线，晋陕高原是技术进入黄河流域的第一站。考古遗存显示，晋陕高原在殷墟一二期已形成成熟的车马技术系统，其年代、技术链条与手工业基础均早于或同步于殷墟。 清涧寨沟遗址的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该遗址发现高等级甲字形大墓、车马遗存、铸铜作坊与大量青铜车马器，出土车辆结构完整、工艺规范，甚至发现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双辕车，证明本地已掌握造车、驯马、铸车、用车的完整技术体系。遗址出土的铸铜陶范可直接匹配车马器器形，证实青铜车马器为本地铸造，而非由殷墟输入。这意味着晋陕高原并非单纯的文化通道，而是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区域技术中心。

晋西石楼、永和、柳林、隰县等地出土的晚商青铜器群，同样包含大量马衔、马镳、軎、辖、轭首、銮铃等车马器。这批器物在形制上兼具草原文化特征与中原礼器风格，马具结构更接近欧亚草原系统，而纹饰与铸造工艺则吸收了商代晚期规范，呈现明显的技术融合特征。这种中间形态恰恰说明，晋陕高原承担了对草原技术进行筛选、改造与本地化的功能，将不适用于中原环境的轻便战车，改造为适合商代礼仪与战争的双马独辕战车。 与殷墟相比，晋陕高原车马遗存呈现出更早、更原生、更具草原特征的特点。殷墟马车从出现之初即高度礼制化、规范化，而晋陕马车则保留更多技术源头信息，证明技术流向为自北向南、自晋陕向中原。晋陕高原在殷墟尚未系统使用马车之时，已完成技术落地、手工业培育与马匹资源控制，成为向中原输出技术与产品的源头。

三、晋陕方国的中介功能：技术、资源与手工业供给 晚商时期的晋陕高原并非零散部落分布区，而是以李家崖文化为主体、以鬼方为核心的强大方国集团。该区域拥有稳定的定居聚落、城址、高等级墓葬与专业化铸铜手工业，具备与商王朝长期对峙、交流与互动的政治实力。正是这种方国形态，使其能够承担技术中介、资源中转、手工业供给三重功能。 第一，晋陕方国完成了草原技术向中原场景的适配改造。欧亚草原战车以多马挽驾、轻便快速为特征，适用于草原开阔地带；晋陕文化将其改造为双马挽驾、结构稳固、装饰规范的礼仪用车与战车，配套成熟的轭颈式系驾法，既保证动力效率，又避免压迫马体呼吸，更适合中原林地、平原与礼仪场合使用。这一改造环节，是马车能够进入殷墟礼制体系的前提。 第二，晋陕方国控制了晚商时期最关键的马匹与铜。家马在中原地区极为稀缺，而晋陕高原毗邻北方草原，是马匹输入中原的主要通道；同时，晋陕南部中条山一带拥有铜矿资源，为青铜车马器铸造提供原料保障。商王朝对晋陕方国的战争、朝贡与贸易，本质上是对车马资源通道的控制。武丁时期大规模征伐鬼方等方国，直接推动了马匹、车辆、青铜原料与手工业工匠向殷墟集中，从而在考古遗存上呈现“突然兴起”的表象。 第三，晋陕高原是青铜车马器的实际生产中心。清涧寨沟、石楼等地发现的铸铜作坊与陶范证明，本地能够批量生产标准化车马器。殷墟高等级墓葬出土的大量车马器，在成分、形制、风格上与晋陕器物高度接近，部分器物可明确判定为晋陕地区输入。商王朝在吸收这批器物与技术后，进一步将其纳入等级礼制，以车马数量、用器规格区分贵族身份，最终形成系统的车舆制度。 由此可见，殷墟并非马车技术的创造者，而是使用者、整合者与礼制化改造者；晋陕方国才是马车技术的承接者、生产者与供给者。没有晋陕高原的中转与支撑，殷墟马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规模化、制度化出现。 四、路径重构：草原—晋陕—殷墟三级传播模型 综合年代、空间、技术与手工业证据，可将晚商车马技术传播路径重构为三级递进模型，晋陕高原在其中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 第一级为草原文化向晋陕高原输入。辛塔什塔、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辐式战车、家马、青铜马具沿欧亚草原带东传，经蒙古高原南下进入河套与晋陕北部，在李家崖文化分布区落地生根。 第二级为晋陕高原本地化转化。晋陕方国对草原技术进行结构改造、工艺规范与礼制化初步加工，建立铸铜作坊与驯马体系，形成成熟的区域车马系统，成为技术稳定器与生产基地。 第三级为晋陕向殷墟输出与礼制再造。商王朝通过军事征服、朝贡纳贡、物资贸易等方式，从晋陕方国持续获得整车、车马器、马匹与工匠，在殷墟内部将马车纳入丧葬、祭祀、田猎、战争体系，完成最终的制度化与礼制化。 这一模型清晰解释了殷墟马车的三大特征：其一，无过渡期，因直接引进成熟系统；其二，突然兴起，因外部供给快速集中；其三，形制统一，因由晋陕提供标准化模板。晋陕高原的枢纽作用，使域外技术不必直接进入中原，即可完成消化、改造与规模化生产，从而实现技术跨越式落地。 五、学术意义：重新定位晋陕高原在早期中国文明格局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晋陕高原被视为商代文化的边缘地带，其文化价值多被归入“北方系青铜器”范畴而被低估。殷墟马车与青铜车马器的研究证明，该区域并非被动的文化边缘，而是早期中国文明交流的动力区与关键枢纽。 首先，本文推翻了马车技术“中原独立起源”的传统认知，确立技术传播+区域中介的新范式，明确殷墟马车是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产物。 其次，将晋陕高原从文化边缘提升为晚商技术创新与手工业中心，证实其在青铜铸造、车辆制作、动物驯化等领域具备与中原比肩的能力。 再次，揭示方国文明在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价值。晋陕方国以中介者身份，连接草原与中原，推动技术、资源与文化的跨区域流动，成为商代文明强盛的外部支撑。 最后，为中国古代车舆制度起源提供了完整链条。殷墟马车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以晋陕高原为跳板，完成了从草原技术到中原礼制的完整转化，开启了商周秦汉延续千年的车舆文明传统。 六、结语 殷墟马车与青铜车马器的突然兴起，是欧亚大陆文明交流与区域互动的典型案例。晋陕高原以技术中转、本地化铸造、资源控制、方国中介的综合功能，成为连接草原与中原的关键枢纽。清涧寨沟、石楼等遗址的新发现不断证明，没有晋陕高原的承接与供给，殷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成熟的车马系统。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加强晋陕与殷墟车马器的成分分析、形制谱系、年代框架对比，结合动物考古、古DNA与同位素分析，精准复原马匹来源、技术流向与手工业网络。在此基础上，可更清晰地揭示早期中国文明在交流中发展、在互动中成熟的历史逻辑，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作者简介】张生祥，石楼人，柳林县联盛中学高级教师，2024年获山西省模范教师称号。教学之余致力于吕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事业。项目“吕梁历史文化探源工程”执行人；纪录片《吕梁》第一集文明探源部分主讲人；纪录片《走遍柳林第一期<唐窑>》主讲人；吕梁市地方教材《我们的家园》副主编；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锄沟唐窑》主讲人、著作《石楼青铜器》副主编；纪录片《融媒体走基层第三期<张生祥的考古情怀>》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