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夏商历史的真实性在西方学术界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夏朝。商朝的存在通过殷墟的考古发掘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但夏朝至今没有找到直接的考古证据，因此西方学者一直未曾承认它的存在。基于考古证据作为硬性标准，这种观点看似具有合理性，也使得一些中国人加入了否定夏朝的行列，或者至少提出夏朝存疑的观点。然而，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否定夏朝之前，任何对夏朝的否定或怀疑都是没有依据的。中西方在历史研究上的差异极大，我们无法用同一套标准去衡量中国和西方的历史。

中国的信史悠久而丰富，西方则缺乏信史的传统，这本身就是两者的根本差异。中国不仅拥有丰富的信史，还有大量的野史，这些野史中也包含了不少真实的历史事实，尽管它们需要经过辨别和考证。在16世纪之前，西方历史缺乏像样的信史资料，很多历史事件只能依靠考古发现来还原。由于信史的缺乏以及考古手段的局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古希腊历史、罗马帝国的衰亡史等，往往都包含了大量的加工和猜测成分。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拥有着极为丰富的信史资源，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因此，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的方式，考古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史记》、《左传》和《尚书》等经典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上古历史资料，至少对于尧、舜、禹之后的历史，信史已经能够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大致了解。所以，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基础截然不同，考古的目的和作用也各有侧重。西方的考古，更多的是在发现历史，而中国的考古则更侧重于证经补史。然而，对于那些中国信史未曾覆盖的上古史，或信史记载中遗漏的历史部分（例如三星堆文明等），考古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信史，指的就是在严格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下，对历史人物、事件、言论的客观记载。信史之所以被称为可信，是因为它的记录通常较为可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细节上都没有瑕疵。正如《史记》中的某些细节，经过考证后发现有些并不完全准确，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夏本纪》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他根据大量先秦的历史资料整理而成。尽管部分原始史料已经失传，且司马迁在整理时没有采用所有文献，例如《墨子》中的禹征三苗等，但《夏本纪》本身的可信度仍不容小觑。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假设张三的家谱中记载着很多祖辈的名字，其中高祖叫张某，曾祖叫张某某。张三根据家谱，找到了曾祖以下的墓地，但由于年代久远且没有刻名的墓碑，无法确认高祖的墓地。难道张三就应该否定自己高祖的存在吗？《史记》就像是中华民族的族谱，所记载的历史脉络已经得到了验证，最典型的例子是《殷本纪》对商朝世系的记载，与甲骨文的发掘结果高度一致，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可信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夏本纪》也应该具有相似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据推翻夏朝的存在之前，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史记》中的夏朝记载。至于夏朝自称是否真是夏，这类细节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夏朝的历史就可以被否定。

尽管考古学尚未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夏朝的自证性或他证性，但现有的考古发现不仅没有推翻《史记》对夏朝的记载，反而为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举例来说，首先是禹征三苗的记载。在洛阳涧西区王湾遗址三期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址距离现在已有4000年的历史，且文化层次与历史记载中的三苗消失时间相符。根据史书的记载，王湾三期文化的灭亡与石家河文化的消失，正好印证了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

其次，关于夏启之居的考古发现也值得一提。《穆天子传》记载，夏启的居所位于黄台之丘。著名学者丁山指出，黄台之丘应位于今天的郑州新密一带。在新密市发现的新砦遗址，其规模庞大、内外三重城壕和大型宗庙建筑的特征与史书记载完全吻合。更有趣的是，新砦遗址出土了大量东夷文化元素，这与史书记载中太康失国时东夷代夏的情节相吻合。

第三个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关于夏都斟鄩。《史记》记载，夏桀的都城在斟鄩，位于河洛之间。唐代《括地志》明确指出斟鄩城位于洛阳巩县西南约五十里的位置。考古发掘的二里头遗址，正位于这个地理位置附近，并且具有明显的王朝气象的城市遗址特征，反映出它曾是一个王朝级别的都邑。

总的来说，尽管目前没有找到能够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考古证据，但也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推翻夏朝的历史记载。更重要的是，许多考古发现与史书中的记载相吻合，反而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否定夏朝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因此，任何试图否定夏朝存在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西方学者的怀疑，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悠久历史传统的了解不足，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傲慢和偏见，甚至可能还隐藏着某些目的，故意要求提供考古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