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元朝政权的特殊性，从官方到民间，对译职人员的需求都非常迫切。无论是译史、通事，还是其他翻译职位，都在政治、商业以及日常事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译职人员的来源如何？他们的选任标准和素质又如何？这些问题无疑是研究元朝译职制度时必须要解决的关键议题。因为译职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该制度的效率，同时也为我们理解这些人员的社会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值得深入探讨。

一、元代译职人员的出身与地位

在元代，通事和译史都属于胥吏一类。要研究译职人员的选拔和地位，首先需要对一般胥吏的身份和任用机制有所了解。

与汉族王朝时期的官吏制度大不相同，元代的胥吏地位显得独特。中国历史上，官吏原本是士庶分立的产物，官员多来自上层社会，而吏则多出身市井小民。官吏的地位较高，享有较多的社会尊重，而胥吏在法律上往往处于较低的阶层。古代士人普遍把做吏视为低贱之事，宁可远离官场终老乡野，也不愿屈身做吏。元代则不同，官吏的身份和吏员的身份之间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界限，甚至常常交织重叠。

虽然胥吏本身没有品级，然而通过考试和晋升，一些胥吏也能够升至官员的职位，最高甚至可达到五、六品。在元朝，选拔官员时最重视的是“根脚”，即家庭背景。家庭背景越好，与皇室的关系越深厚，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官职，政府中高级职位几乎都被少数几个家族垄断。许多中下层官僚也都是从胥吏中选拔出来的，而这些胥吏有些甚至能跃升到高层。

尽管通事和译史也属于胥吏，其选拔机制与普通胥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译职具有特殊的语言要求，因此其来源和选任方式也存在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译史和通事两者虽然都从事翻译工作，但性质却有很大不同。译史主要负责文字翻译，要求精通蒙古和汉两种语言（回回译史除外），这种能力通常无法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相反，通事则主要从事口译工作，尽管同样需要精通两种语言，但并不要求文书能力，因此他们也可能是文盲。在元代的多元社会中，通事更多地依靠实际工作经验来培养，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学校教育。

因此，译史和通事在任用标准上有着显著差异。译史的选任来源有几种途径，其中之一便是学校考选。元代的学校系统设有专门的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以及回回国子学，旨在培养语文翻译人才。根据洪金富的研究，位于京师的蒙古国子学曾经接收了来自各阶层的学子，人数最多时可达五六百人。其他地区的蒙古字学也为各地培养了大量学生，尽管各地设学的数量不均，但在全国范围内，参与过学习的学生总数接近一万名。这些学生经过学习，部分毕业生有机会参加翰林院的考试，选拔出优秀的译史人才。

不过，并非所有学员都能顺利毕业，能够顺利毕业并参加翰林院考试的人必须是极为优秀的学子。元朝史籍《元史·百官志》提到，译史的选拔通常依赖国学和字学的教育背景。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一些有代表性的译史人物如张士杰、张震、王珪和秦起宗等，都出自蒙古字学或回回国子学，并且都曾通过翰林院的考试，逐步进入政府工作。

例如，张士杰曾在蒙古国子学接受教育，并被任命为北庭都元帅府的译史；而张震则是在完成学业后，被选入中书省担任书诏史。王珪则是通过精通蒙古书籍进入仕途，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译史。秦起宗则出身地方蒙古字学，通过翰林院的考试进入政府工作，担任了武卫的译史。

这些人都是通过系统的教育和考试，顺利进入元代的译职体系。尽管这些学校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它们无疑为元朝政府提供了大量合格的翻译人才。此外，回回字学的教育系统也主要培养译史，但由于回回国子学的规模较小，相关的历史资料不多，因此能够明确追溯到回回字学的译史较为有限。

除了学校出身的译史外，元代还有一些译史是由职官转充的。这种转任制度是在元朝武宗改革时期建立的，旨在通过提高中上层胥吏的素质，提升官僚的整体水平。根据这一制度，部分职官在完成一定的任期后，经过考核可以转任通事或译史职位。这样一来，译职人员的来源就更加多样化，职官转充的途径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一环。

例如，秃满答原本是昌国州的州佐，后来转任江浙行省的译史；张士杰在任同知颖州事后也转任了中书省的译史，符合当时的规定。而元亨则在转任中书省译史之前，曾任利器库大使，虽然与规定稍有不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职官转任的灵活性。 至于蒙古书写的译职人员，他们的地位略低于正式的译史，但同样有机会通过一定的任期积累升职。根据相关规定，某些蒙古书写人员在职三十个月后可以转任三品机构的译史。类似地，蒙古字学的教授也可以通过转任译史的途径得到晋升。 总的来说，元代的译职人员通过不同途径进入政府系统，涵盖了从学校选拔到职官转任、蒙古书写等多个渠道。这些译职人员大多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通事的选任则与译史有所不同。通事的任用并不要求正规学校教育，也不需要经过翰林院的考试，而是由各地官员根据需要自行挑选。这种选拔方式更为灵活，通常由官衙长官根据翻译语言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人选。比如，在中书省设立通事时，就要求选拔具有蒙古语言能力的人员，并允许各地官衙自行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员。 1283年中书省曾规定，通事必须精通翻译语言，且品行端正，能承担翻译工作。到了1292年，进一步规定了通事的选任方式，强调了各地总管府在选拔通事时可以自行挑选合适的人员。1308年，随着职官转充制度的实施，通事的选任也逐步规范化。 通事的例子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阔阔出。阔阔出是一位蒙古拓拔氏，因其出色的能力和受到了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的赏识，最终被任命为御史台的通事。 元代的通事和译史在选任方式上有着明显差异，前者主要依赖地方官员的自由选拔，而后者则更多地通过学校教育和职官转充等正规途径选拔。然而，这些译职人员无论是通事还是译史，在多元的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总的来说，元代译职人员的选拔不仅展现了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政治体制对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的重视。通过这些译职人员，元朝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沟通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