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官场生涯中，陈宏谋经历了无数起伏沉浮。被指责、降职乃至免职，这些在长期的仕途上本就难以避免。然而，他第一次面临的非难声势之浩大，几乎在一开始就宣告了对他刚起步的官员生涯的重大威胁，险些让他早早地被迫退场。由于这次事件将个人政治立场与国家核心政策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经过做一个详细探讨。

在清朝的行政术语中，为了生产和缴纳赋税而开垦土地，被称作垦荒或开垦。开垦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因朝代更替和战争破坏而衰落的经济，并重建政府的财政基础。这项措施，从1644年清王朝建立之初，就成为经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在清朝建立的最初八十年里，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政策，例如设立军事屯田制度、发放种子、农具及家畜贷款，并对新开垦的农田实施数年免税政策。整个时期，朝廷努力将农田数量及田赋收入恢复至明亡前最后一次土地清查的水平（1581年的《赋税全书》）。通过参考这些数据分配地方官员的税收定额，清政府实际上在他们达到目标之前，就已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激励，以推动土地开垦。康熙在1713年颁布诏令，宣告永不加赋，并坚持执行。当土地登记和征税最终恢复至1581年的水平时，他甚至质疑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开垦新地。

此时，财政基础已经恢复元气，足以支撑清朝的国家需求。如果偶有新土地开垦，自然应当上报，但地方官员们已不再费神去寻找或开发可征税的新田。然而，随着雍正即位，这种现状发生了深刻变化。1722年登基的雍正，长期关注清朝繁荣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他发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虽已取得成就，但人口增长至空前水平，粮食供应压力陡增，促使人们疯狂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于是，1723年，他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全面推动中央政府加大土地开垦力度，命令地方官员加快行动，同时鼓励私人参与。

雍正强调，官员不得强迫农民开垦，所有土地开垦必须出于自愿，同时新开垦土地的耕作方式也由开垦者自行决定。另一方面，他要求地方官员消除潜在障碍，例如废除地方政府在某些地区收取的开垦费。显而易见，雍正最关注的，是粮食供应问题。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他并未打算减免新开垦农田的赋税，而是通过设定免税期（如水田六年、旱田十年）给予一定宽松，同时严格规定免税期结束后必须如实登记和征收税款。1727年的法令更是两度强调此事，并表示对开垦速度满意，但怀疑有隐瞒新增土地不报的现象。为此，他重新启用了1689年的政策：秘密开垦的土地可自愿上报，并可获得过去应交税款的豁免。

根据户部档案的统计，新开垦土地的数量迅速增长，因为地方官员意识到雍正皇帝对土地开垦高度关注，纷纷积极响应。在这之中，没有人比云南、贵州两省总督鄂尔泰更敏感。他是雍正最欣赏的地方官员之一。1726至1727年间，通过一系列书信往来，鄂尔泰与皇帝共同创立了所谓云南模式，其核心是将大片土地承包给官绅、委员及地方官员，承包人需向省政府纳捐。土地随后划分小块，雇佣外省佃户开垦，政府为佃户提供贷款用于土地翻整和耕种。土地经验证具生产力后，佃户可获得所有权并承担纳税义务，承包人则按开垦面积获得荣誉地位。

清朝历史上虽有类似先例，但效果并不理想。然而朝廷忙于安置和驯服西南土著，还开展了激烈的战争。鼓励定居务农、吸引外省汉人落户具有明显政治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开垦与英语reclamation一词，在语言上掩盖了用一种土地使用制度替代另一种或人群替代另一群人的事实。同时，政府加紧开发西南矿产资源，引发非农业人口迁移，加剧粮食紧张，发展粮食生产迫在眉睫。虽然鄂尔泰的计划存在诸多问题，但朝廷为缓解粮食供应压力，仍然决定试行。当云南、贵州开垦政策延伸至广西时，陈宏谋开始参与其中。

广西地处云南、贵州东部，毗邻越南，是汉族移民定居的边疆地区，同时也有大量少数民族居民。由于贵州战乱，人口涌入广西。广西与云南、贵州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向广东及珠江三角洲输出粮食，还出现了一批市场导向、颇具财富的种粮农民。雍正最初的垦荒政策在广西并未引起重视。曾短期担任广西巡抚的著名学者李上奏称，尽管移民大量迁入、农业有所发展，但仍有许多沃土未被开垦。他分析原因包括山区耕作技术缺乏、担心土地被土豪侵占、害怕政府征税，并提出克服建议。但李仕途不稳，意见未能产生影响，广西开垦落后于其他省份。

1729年夏天，雍正下达法令，要求各省提出详细的土地开垦计划。许多农户有热情，但缺乏资金，皇帝要求地方官员调查情况，并从地方财政拨款提供必要的资金、谷物及牲畜贷款（存用银毂），期限三年，免税六年。广西有特别安排：年底，鄂尔泰呈报长篇奏折，描述新辖区印象及经济潜力。他称粤西土壤肥沃，地势平坦，可耕种面积数十万，过去所称险隘皆属夸大，建议系统调查荒地，划分等级，招揽开垦者。

金铁，广西巡抚候选人，来自汉军镶红旗，仅有低级科举功名，是雍正提拔的新人。皇帝看重其边疆事务能力，在庇护下迅速晋升。在任首年，他已在广西铜矿开采上取得成效。但至1729年末，皇帝因其奏折语辞欠礼、档案管理混乱而愤怒。关键时刻，鄂尔泰出面调解，强调金铁虽教育有限，却是发展广西农业经济的最佳人选。

金铁清楚皇帝不满，决心在开荒上展现能力，获准在广西实施云南模式。模式初期反响平平，随后在张钺的建议下，对临桂县3000亩荒地进行开垦拍卖，并恢复前任县令潘执的官职以鼓励开垦。此举吸引许多降级官员及外省绅士参与，形成新的激励机制：官员通过公共服务恢复名声，开垦者获得土地所有权，国家税收显著增加。在云南模式下，新开垦土地迅速纳入税册，而非享受长期免税，成为移民获取土地的代价。实践证明有效：1735年，首年开垦20880亩，实施开复法规后，新开土地数量增三倍，省财政额外增收50万两。 然而，广西土地精英感到自己成了牺牲品，开始动员揭露巡抚计划中的潜在问题。到1733年初，这股反对力量获得最高级广西官员、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的支持，一场声势浩大的垦荒危机就此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