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称谓上极为讲究，尤其是在官场之上，称呼不仅是礼仪的体现，更关系到彼此的尊卑地位。官场上的称谓历来繁复多样，许多称呼至今仍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比如，人们称王羲之为王右军，称高适为高常侍，这些都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那么，古代官场的这些称谓，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可循呢？

第一种方式是直接以官衔相称。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这两篇传记分别记载了汉初开国功臣萧何和曹参的事迹。因为萧何、曹参都曾担任丞相，司马迁便用萧相国曹相国来称呼他们。又如《三国志》中，王修被称作王别驾，这是因为他当时担任青州别驾的缘故。而在《儒林外史》中，汤奉被称为汤知县，正是因为他担任高要县知县。这种以官衔直接称呼的方式，看似最直白、最合理：谁担任什么官职，就直接以其官衔相称。然而，实际上，这种称法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古代很多官衔名称都较长，三个字以上，日常口头或书面称呼显得十分拗口。

以明清时期为例，官衔如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布政使、按察使等，如果直呼李左都御史张布政使，不仅冗长，而且念起来别扭。因此，日常中人们多倾向于使用二字称呼，即所谓的简称或省称。同时，自唐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场上往往不直呼实际官衔，而是沿用古代相应官职的简化称谓作为代称，以显庄重又便于称呼。

第二种方式是简称。正如上文所述，古人在官衔称呼中，大多采用二字简称。杜甫在诗中写道：清新庾澄开府，俊逸鲍参军。这里的开府指的是开府仪同三司，参军则指前军参军。类似这样的简称在古代非常普遍，许多史料中都用这种方式来称呼人物。杜甫自己也因曾担任左拾遗，被后人称作杜拾遗；又因他曾兼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人们便称他为杜工部，他的诗文集因此得名《杜工部集》。到了宋代，文学巨匠苏轼担任端明殿翰林学士，于是人们便称其为苏学士。在诗文中，这类简称同样十分常见，例如欧阳修写给苏轼的诗中，就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其中翰林指李白，吏部指韩愈，这些简化称谓清晰而又充满文人雅意。

第三种方式是使用古称。所谓古称，指唐宋时期习惯沿用秦汉官职名称。例如，将县令称为明府，将刺史、知府、知州称为太守，这些都源自汉代官名。到了明清，官场上掀起了一股复古风，官衔称谓多沿用古代相应或更高一级的称号。在明清小说或史料中，这种现象随处可见。比如《儒林外史》中有王观察王太守的称呼，实际上清代并无此官衔，观察相当于道员，太守则类似知府。又如清代虽无宰相制度，但内阁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级，因此常将大学士称作相国，史料中常见李相国之称。所谓相国，本是汉代官称，因为职责与大学士相近，于是沿用成习。

第四种方式是以爵位相称。古代一些高级官员不仅有官衔，还有爵位，因此常用爵位来称呼。例如韩信的爵位为淮阴侯，张良为留侯，司马迁便以《淮阴侯列传》《留侯列传》记述他们的事迹。三国时期诸葛亮的爵位是武乡侯，后人多称其为武侯，纪念他的祠庙亦名武侯祠。明代谋士刘基，因朱元璋开国封功，被封为诚意伯，其文集因此名为《诚意伯集》。至清代，爵位大多授予八旗贵族，汉人获得爵位的少，故以爵位称呼的风气并不普遍，仅在宗室中较常见，如多尔衮称睿亲王，奕称恭亲王，这些都是典型例子。

第五种方式是地名称谓，即所谓地望称。这是古代较为常见的一种称呼方法，以人物出生地来命名。柳宗元出身河东，故称柳河东；王安石是临川人，故称王临川。在明清时期，这种称谓尤为流行。如嘉靖朝奸臣严嵩为山西分宜人，人称严分宜；弘治朝名臣刘大夏为湖南华容人，故称刘华容。在史料中，这类称呼频繁出现，若不了解背景，读者往往难以理解。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清末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中合肥指李鸿章，常熟指翁同龢，这种以地名代称人物的方式，可谓一目了然，又富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