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武则天时期的监察体系明显更趋严密，也更加偏重对地方州郡长官的持续性监督，这一点在制度设计与执行强度上都体现得尤为突出。 唐初时期，唐廷建立了一套以“一台三院”为核心架构的监察体系，其中以“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专门负责巡视与监察事务。在御史台之下，又细分为“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各自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其中，“台院”主要负责弹劾纠察中央百官，同时参与大理寺审理的案件，以及皇帝特别交办的案件审判事务，并与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共同值守朝堂，受理各类冤讼；“殿院”则负责殿廷仪卫、京城纠察等事务，以礼制与规范纠正百官失仪之处，并监督朝会礼仪秩序；“察院”则承担巡按州县、纠察刑狱等职责，重点监督地方官员以及尚书六部的运行情况。 从这一套机构设置来看，唐初监察体系虽然覆盖面广，但其重心实际上仍偏向中央官员，即京官的监督。无论是御史台本身，还是下设的三院，主要职能都集中在对中央官员的弹劾与监察之上，这一点是十分清晰的。然而，从制度实践来看，地方州郡长官的常态化监察却并未形成稳定机制。

在唐初，对于地方州郡官员的监督，主要依赖皇帝临时性派遣中央官员出巡，如黜陟使、采访使、巡按使、按察使等职务。这些职务多为临时设置，任务完成后即撤销，并不构成常设制度。例如贞观八年（634年），太宗曾派遣李靖等十三人为“黜陟大使”巡察各地；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又派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二十三人为“黜陟使”巡行州县。 可以说，唐初对地方的监察并未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运行机制，其是否开展巡察，几乎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意志。若皇帝勤于政事、关注民生，则一年之中可能多次派员巡察地方；若相对疏于地方治理，则数年不派巡察亦属常见。一旦缺乏中央巡察力量，各地州郡长官便几乎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这种权力真空很容易滋生腐败。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外派监察官多为临时任命，其制度约束相对薄弱，也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因此在实际运作中，极易与地方官员形成利益勾连，出现相互包庇、同流合污的情况。一旦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形成利益共同体，所谓监察制度便会名存实亡，不仅无法遏制腐败，反而可能进一步助长地方权力的失控。 由此可见，唐初对地方监察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既缺乏定期巡察制度，也缺乏专门负责地方监督的常设机构。相比之下，中央官员却处于较为严密的监察网络之中，而地方州郡长官则在相当程度上处于放任状态。这种结构性失衡逐渐带来严重后果：地方官员腐败加剧，对民间的压榨日益沉重，同时由于中央约束不足，地方势力也开始逐渐脱离中央控制。

发展至武则天主政时期，随着地方吏治日益败坏，甚至出现动摇统治根基的趋势，加之民间怨气积聚、反抗事件时有发生，中央统治面临明显裂痕。在这种背景下，武则天开始着手对监察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强化对地方的控制与监督。 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将御史台改名为“肃政台”，并分设左右肃政台。其中左肃政台“知百司，监军旅”，负责中央百官及军务的纠察；右肃政台“察州县、省风俗”，专门负责京畿及地方州县官员的监督。随后，为进一步强化地方监察，武则天又赋予左肃政台兼察州县的职权，使其监督范围进一步扩展。 与此同时，为了使地方监察制度化、常态化，武则天下诏规定：“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御史与侍御史每年分两次出巡全国，春季称“风俗”，秋季称“廉察”，并依据“四十八条”标准对地方官员进行系统性考核与纠察。 巡察结束后，御史返回京城需如实汇报地方情况，由武则天依据所呈内容进行奖惩分明的处理。表现清廉勤政者予以提拔重用，贪赃枉法者则严惩不贷，以此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奖惩闭环。

此外，为防止外派御史与地方官员暗中勾结、掩盖真实情况，武则天在肃政台之外另设“匦使院”，专门管理用于接收臣民意见与举报的“铜匦”系统。这一制度本质上是对监察体系的补充与延伸。 所谓“铜匦”，可以理解为古代的一种制度化意见箱，由武则天首创，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入口，各自对应不同功能：东门延恩匦用于进献治国方略或求取官职；南门招谏匦用于进谏建议；西门申冤匦用于申诉冤情；北门通玄匦用于上报天象异变及可能的谋反信息。其核心目的，是让天下臣民能够直接向中央表达意见与诉求。 武则天将“铜匦”置于朝堂之上，希望借此实现“周知人间事”的治理目标，使其能够绕过中间监察层级，直接获取基层信息，全面掌握天下动态。 “匦使院”则负责这一系统的具体运行与管理。为防止文书被篡改或泄露，铜匦设有特殊机关，必须凭武则天掌握的钥匙开启。然而由于事务繁杂，武则天无法亲自处理所有投递文书，因此由匦使院代为执行相关职责。

具体而言，由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官员担任知匦事，由御史中丞、侍御史担任理匦使，共同管理匦院事务。每日清晨，院内官员取出铜匦文书，分类整理，登记投递者信息，并核实其内容真实性。必要时，还会要求投递者在一定期限内留驻京师，以备随时召见核查。 整理完成后，相关文书呈交武则天审阅。对于紧急事项，武则天当即裁决；对于一般事务，则交由中书省及理匦使共同研议，再呈报最终裁断。 从制度本质来看，“匦使院”的设立使得监察体系进一步延伸至社会基层，通过民间举报机制强化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地方官员虽可试图收买御史，却难以控制庞大的民间群体，因为百姓隐匿于民间，难以预测与控制，从而形成一种“无形监督”。 当然，如果官员能够真正做到治理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自然也就减少了举报的动机。从这一点看，制度本身也对地方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过必须看到，武则天执政时期，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权力来源，她在运用监察体系时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支持者，往往赏罚分明；而对于反对其统治的势力，则可能借助制度进行打击甚至清除。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方式，便是重用酷吏与鼓励告密。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武则天开始系统性清除反对势力，并重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万国俊等酷吏。这些人为了攀附权力，频繁罗织罪名，针对反对派官员展开打击。 他们甚至创造出多种刑具与酷刑，以逼供方式制造所谓“证据”，使大量官员蒙冤入狱。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忠良之士遭到残酷迫害，朝廷内部形成极强的恐惧氛围。 随着清洗范围不断扩大，大量前唐宗室与旧臣被诛杀，政治格局迅速向武则天倾斜。这一过程客观上为其完成权力集中与改朝换代扫清了障碍。

在地方层面，由于酷吏体系难以全面覆盖广阔州县，武则天进一步通过鼓励告密来强化控制。她规定凡有告密者，不论真假，皆可获得优待甚至封官厚赏，同时在告密过程中提供驿站与饮食保障，使其待遇远超普通官员。 在灾荒与社会动荡并存的背景下，这种制度刺激了大量告密行为，形成全国范围内的举报风潮。官员之间人人自危，不敢轻言交流，整个社会笼罩在高度紧张与猜疑之中。 借助这一体系，武则天得以在不直接介入地方事务的情况下，掌握全国动态信息，包括官员清廉与否、地方治理优劣乃至潜在威胁，从而实现高度集中的统治控制。 总体来看，无论对武则天时期监察制度作何评价，都无法否认其在执行强度与覆盖范围上显著超越唐初，尤其是在地方监察层面，其力度更是远胜前代，形成了一套更为密集且高压的监督体系。

正因如此，也才出现了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评价的那种局面：虽然通过官职与赏罚广纳人心，但同时也以严密的奖惩机制掌控天下，使政令完全出自中枢，政治判断清晰果断，因此当时不少贤才也愿意为之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