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淑君教授的名作《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时隔二十年后修缮再版，实为明史学界，尤其是政治史领域的一大幸事。该书以嘉靖朝“大礼议”为切入点，表面上是关于皇帝该“承继何人法统”、怎样“设置生父尊号”的礼仪之争，深层却是一场关于“忠”定义权的激烈博弈——即皇帝要求臣子忠诚于自己，臣子却声称自己应忠诚于国家礼法。双方各执一端，导致国家的官僚群体与秩序因此决裂。

在明代中期的政治史研究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重点，就是嘉靖初年爆发的“大礼议”事件，即以兴献王之子、现任兴王身份入继明朝大统的嘉靖帝，是否应当称自己从未谋面的伯父明孝宗为父，这关系到明孝宗、武宗一脉的帝统能否继续延续。由于兴献王一脉仅有嘉靖一位后裔，因此这也关乎着兴献王的血统能否延续。于是支持与反对者双方互持己见，而这又是围绕当时明朝最重要的礼仪制度而展开的讨论，故称“大礼议”。从明代以来，学者大都认为明代“大礼议”与宋代“濮议”具有相似性甚至是延续性，均以皇帝“认父”与“继统”的艰难抉择，显示古代社会围绕最高权力展开的斗争中，关于人性与法统的残酷挣扎。事实上，宋代“濮议” 因为皇帝的死亡而草草收场，成为一个不完整的政治事件，而“大礼议”才展现出了整个冲突从起源到结束的完整过程。对这一事件的详细讨论，一方面可以窥探古代皇帝在人格与制度间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则看到皇帝在不同权力场域内的外化展现，这一内一外所形成的张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投入其中，是非多端，争讼不绝。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作者: 尤淑君

版本: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旧苑荒台杨柳新

要让旧经典在新时代散发出生命力，势必要引入全新的方法。尤教授这本书之所以在20年前能引起学界巨大关注，关键在其引入了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所谓政治文化或者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众说不一，多是关于群体性政治态度的研究。相比于传统研究，尤教授将视角从人格与制度的内在冲突的基础上，开拓出了权力场域展示的空间。

全书一共四章及两篇附录，前两章依时间顺序展开，从“大礼议”的全面爆发开始；以及冲突双方进行各自理论，包括颁布《明伦大典》等。这是明朝在武力如靖难、夺门等事件之外，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君臣冲突，这也代表着权力秩序的大裂变。最终，嘉靖帝以制度方式确立自己主张的绝对权威，用自己的好恶修改了大量礼仪制度，防止礼制本身对皇权的束缚。最后的第四章，则是作者审视皇帝、内阁、言官三方在“大礼议”中的作为观点，总结其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变化和差异。

《大明王朝1566》剧照。

本书前三章基本是关于历史脉络的叙述。追溯正德皇帝驾崩后的政局危机，内阁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依据颁布《武宗遗诏》，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因其未明言朱厚熜以何身份入继，埋下争议伏笔。杨廷和主张朱厚熜应过继给孝宗，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张璁则提出“继统不继嗣”，认为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无须改变与生父的关系。到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不经内阁，径自下诏，直接将生父定为“本生皇考”，引发群臣抗议，最终在杨慎带领下的134名官员伏哭于左顺门，遭廷杖惩处，16人死于杖下。为了维护这一结果，一方面驱逐内阁、将诸臣定罪；另一方面修撰从《献皇帝实录》到《明伦大典》等一系列著作，将私人性的孝思转化为公共性的政治原则，使“人情论”成为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在这样成功的尝试后，嘉靖帝拉开了更为宏大的礼制改革，逐步变易明朝原本的宗法制度乃至于整个礼法体系，塑造出了一个在“同堂异室制”下“父子同昭穆、兄弟异昭穆”的荒诞景象，以此来确立自身统治的礼法依据。这里值得说明的是，作者，或者还有许多研究明代礼制的学者，大都认同嘉靖帝在礼制改革上的贡献。甚至作者还特别强调了“更定礼制之举，向来是开国君主的权力”，嘉靖帝用这样的“改革之举”，为自己塑造了巨大的威望，是聪明的政治手腕。

但是大家读到此处不妨想一下，为什么“更定礼制之举，向来是开国君主的权力”？开国君主的权威，是来自礼制代表的天命？还是开国建立的大业？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以大业来塑造天命，而非以天命来塑造大业，才对吧？或许正是因为对天命塑造大业的信任，也或许是对自己政治手腕的沾沾自喜，嘉靖帝在即位之初积累下绝对权威后，却一步步走向求仙问道、文嬉武恬、朝政荒废的结局。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忠诚的反对党”

在“大礼议”过程中所展现的蛮横手腕，标志着嘉靖帝揭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用比明武宗更不容置疑的皇权来强制终结了全部争议，也撕裂了明前中期以朝会和内阁制度来维系的政治共识，开始了所谓“明代君主走向前台”的过程。这也是作者在第四章中的内容，也就是君主自我放纵的“人情论”，导致内阁代表的行政制度和言官象征的社会舆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最终各方脱离以“礼”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体系，“开启了明朝政治纷乱与社会失序的危机”。

结合胡吉勋先生的著作《 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 》（2007年出版， 2021年修缮为《 威柄在御：明嘉靖初年的皇权、经世与政争 》重印）来看，这样的变化，并不仅在皇帝、内阁和言官，还包括了军事、司法和翰林院等诸多方面。可以说，“ 大礼议”的影响，对于明中期整体政治氛围而言是全面而深刻的。

原本嘉靖帝发起“大礼议”，目的是让亲生父亲能够拥有一个父亲的名分，希望在内阁百官的众口铄金之下，这个时代能容纳下自己这个“少数派”的不同意见。结果却在自己掀翻权力的桌子后，扫除一切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官员，让他们陷入比自己当年更无助的境地。譬如说带头伏哭左顺门的杨慎，被嘉靖帝流放云南数十年，直到七十岁病死，都无人敢释放。

参考西方社会的英系议会制度中，存在一个政治术语，用于称呼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外的最大政治势力，即His Majesty's Opposition——“国王陛下最忠诚的反对党”。一个只知道反对的反对党，固然无用，就像党争一样，反对反到失心疯。但一个社会如若容不下任何的异议，而擅自用个人好恶绑架集体，就像历史上的法西斯一样，一条道走到黑，直到被深渊吞噬。

回到一切的起源，也就是“大礼议”的直接导火索，即明武宗死后的帝系危机。其中隐藏着一段历史本身的荒谬之处。原本在明武宗出生时，因其生于申时、酉日、戌月、亥年，被认为八字“贯如连珠”，极为祥瑞；同时又是明代皇帝中极少被册封为皇太子的嫡长子，甚至还以皇太子身份登基。这些都是明朝礼制理想中的最完美形态。结果登基后正德帝造成的制度混乱就不说了，到他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和身后安排，造成了明代继承制度上最大的混乱。据说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正德帝之母、昭圣皇太后张氏商议后，决定迎立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当时尚未成年正位的兴王世子朱厚熜。

《大明王朝1566》剧照。

杨廷和在《武宗遗诏》中仅书“嗣皇帝位”，未明言朱厚熜以何种身份入继。其实，光是在宪宗、孝宗、武宗中继承何人之统绪，就已是礼制上的巨大缺陷，这也成为之后“大礼议”爆发的关键原因之一。有人认为杨廷和选择年仅13岁的兴王世子，而未选择明孝宗时年42岁的弟弟益王，是为了玩弄幼主、巩固权力。事实上，即使没有所谓“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为依据，这个选择也符合明朝人对于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看法。譬如明太祖生前遭遇太子意外后，选择扶立皇太孙朱允炆而非其他皇子；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逊位，由景帝临时即位，却规定要以英宗之子作为皇太子。而这两次对于所谓嫡长子制的共识，反而酿成了明前期最大的两次高层兵祸——靖难之役与夺门之变。可以说，礼制与人性的困局，与其说是杨廷和编写遗诏所造成的，不如说是明朝自身早已埋下的伏笔，并不断踏入的制度陷阱。甚至到明神宗晚年，围绕明光宗的继承资格爆发了著名的“三大案”。随之而来的，已是沉疴难挽的晚明时代。

可以说，“大礼议”后嘉靖帝自以为是的无效重建，也可以视作当时明代整体社会问题的缩影。在宋明理学的争议背景之下，不断走向近代的中国社会中，在新、旧之间，难以调和的“天理”与无法割舍的“人心”。

作者/席缪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