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愿与诸位朋友一起关注历史风云,谈古论今,纵观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不过为学、交友而已。回望战国时代,山东六国曾多次尝试合纵抗秦,而秦国则凭借连横策略逐步瓦解六国联盟。然而,一个正确的政治外交原则,真正落实到军事行动中,却并不是简单照搬,而需要极高的战略智慧。 秦国如何运用远交近攻与近交远攻的策略,又如何通过战争、外交、利益交换一步步削弱六国,这其中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军事谋略。 远交近攻,还是近攻远交? 远交近攻,秦卒用此术破诸侯,并天下。提到范睢提出的这一战略,后世评价往往极高,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关键秘诀。 但如果仔细梳理历史,就会发现,范睢的这一主张虽然重要,却并不是秦国战略的唯一来源,更不是秦国第一次采用这种思路。 范睢提出远交近攻是在秦昭王三十六年,而在此之前,仅仅是在秦昭王时期,按照司马迁的记载,秦国就已经数困三晋。再往前追溯,秦与韩、赵、魏三晋之间的战争更是长期不断。 由此可见,远交近攻其实早已是秦国长期实践中的战略选择,并非范睢一人首创。 更重要的是,秦国并不是只会远交近攻,它还有另一种同样高明的战略——近交远攻。秦国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局势灵活调整策略,将两种看似相反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取得最大收益。 《战国策·秦策一》记载,秦惠王时期,司马错与张仪曾围绕攻伐方向展开争论。张仪主张攻打韩国,而司马错则认为应该先攻蜀地。 最终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从地理距离来看,蜀地远在西南,而韩国就在秦国东侧,显然属于近攻目标。但实际结果证明,在当时的形势下,攻蜀的收益远远超过攻韩。 蜀地被秦吞并后,秦国不仅获得了广阔土地和丰富资源,更增强了国力,使得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这说明,战略选择不能机械理解。所谓远近,并不是单纯看地图距离,而要看一个目标是否能够带来更大的战略价值。 而战国时期最典型的一次远攻案例,莫过于燕、秦、韩、魏、赵五国联合攻齐。 这次行动虽然不是秦国最先提出,但秦国敏锐抓住了燕国希望联合赵国说服秦国伐齐的机会,积极推动联盟形成,并派遣尉斯离率军与三晋、燕国共同攻打齐国。 联军在济西击败齐军,迫使齐湣王逃亡。随后燕军继续追击,一路攻入临淄,掠夺齐国珍宝,焚毁齐国宫室宗庙。
当时齐国七十余城几乎全部失陷,只有聊、莒、即墨三地尚未被攻破,其余地区尽归燕军控制。 虽然后来田单凭借火牛阵击败燕军,在即墨起兵复国,迎回齐襄王,最终收复齐国故土,但这场灾难性打击已经让齐国元气大伤。 从此以后,齐国再也无法恢复昔日霸主地位。 后来秦国不断进攻韩、赵、魏、燕、楚等国时,山东六国只能各自应付秦军,再也没有能力形成有效抵抗。齐国无法像过去那样援助其他国家,秦国最终因此得以逐一灭亡五国。 根据《史记·乐毅列传》的记载,联军破之济西之后,各国军队撤回。如果按照单纯的远交近攻理论来看,秦国参加这场战争似乎并没有直接获得土地,好像并不划算。 但历史证明,这一战对于秦国统一天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为秦国真正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眼前几座城池,而是改变山东六国之间的力量格局。 从最终吞并天下的角度来看,六国本来都是秦国未来的敌人。司马光曾对此有过精辟分析: 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 意思是说,三晋是齐楚的屏障,而齐楚又是三晋的根基,彼此之间本应互相依存。 如果三晋攻打齐楚,就等于毁掉自己的根基;如果齐楚攻打三晋,也等于拆掉自己的防御屏障。 然而现实中的山东六国,并不像理论上一样团结。 各国之间不仅存在领土扩张的矛盾,也存在安全利益上的冲突。再加上各国实力变化、地理环境不同,使得它们与秦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 而秦国正是抓住了这些裂缝。 因此,秦国既可以远交近攻,也可以近交远攻,只要时机合适,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最终都能达到削弱敌人的目的。 实际上,当山东六国彼此争斗时,秦国往往不会错过机会。 六国互相割裂时,秦国就推上一把;六国互相消耗时,秦国更会添柴加火。 很多时候,秦国并不会直接发动战争,而是善于利用矛盾,让别人替自己消耗力量,然后坐收渔利。 例如秦惠文王时期,楚国攻打韩国雍氏,秦国便帮助韩国反击楚军。同一年,秦又帮助魏国攻打燕国。 秦昭王时期,齐、魏、韩联合攻楚,秦又出兵援救楚国。 到了秦昭王三十五年,秦甚至帮助韩、魏、楚共同攻燕。 《战国策》中张仪与秦王的一段对话,更直接体现了秦国这种战略思想。 张仪对秦王说: 楚攻魏,不如与魏以劲之。魏战胜,复听于秦;不胜,魏不能守,王必取之。 意思是,楚国攻打魏国时,秦国不如帮助魏国增强力量。如果魏国获胜,那么魏国会更加依附秦国;如果魏国失败,那么魏国也无力守住土地,秦国便可以趁机夺取。 后来秦惠王果然采用这一策略,派兵帮助魏国作战。 魏国虽然击败楚威王,但自身也损耗严重,最终害怕秦国,献出了西河地区。 所以,赵国准备攻打燕国时,苏代才向赵惠王讲出了后来著名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并警告: 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 可惜的是,山东六国各自利益不同,注定难以真正联合。 正如秦惠王对寒泉子所说: 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 六国无法形成统一力量,这就给了秦国灵活运用各种战略的空间。 当然,如果单纯从扩大领土来看,远攻通常不如近攻方便。 但即便是近攻,也并不意味着占领的土地一定能够永久保留。 历史上,秦国曾多次将已经夺取的土地归还三晋。有些是迫于形势,有些则是主动选择。 这种做法并不是软弱,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战略利益。 秦国真正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会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例如穰侯、白起以及客卿胡阳在攻魏之后,又继续进攻三晋,在华阳击败芒卯,斩首十三万人,沉杀敌军两万人,夺取魏国卷、蔡阳、长社等地,并占领赵国观津。 但随后秦国却又把观津暂时交还赵国,并增加赵国兵力,让赵国协助秦国攻齐。 虽然后来齐国通过外交手段说服穰侯,使这次行动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一事件清楚说明: 秦国并不认为一时的土地得失就是全部。 对于秦国而言,土地只是实现更大战略目标的工具。 有时候,暂时放弃土地,是为了制造更大的政治收益;暂时给予敌人利益,是为了让敌人之间产生更深的矛盾。 这正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高明之处。 真正的目标,不是眼前的寸土,而是最终吞并天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土。 秦国的军功奖赏 战国七雄长期战争不断,因此各国都重视军功,这一点并不奇怪。 但秦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对于军功的奖励制度极其严格,尤其重视战斗中斩杀敌人的数量,并制定了详细法律。 《商君书·境内》中记载: 其战也,五人束簿为伍,人得一首则复。 这是针对小规模战斗的规定。 又记载: 将短兵四千人,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 按照当时五百主短兵五十人的军制推算,将领率领四千短兵,实际上意味着指挥约四万人的大规模作战。 对于这样的大战役,秦国还根据作战性质区分攻城战和野战,并规定必须达到一定斩首数量。 攻城战要求斩首八千以上,也就是四万人部队中至少要消灭两成敌人;野战虽然要求低一些,也必须达到五%左右。 对于基层军官,要求甚至更加严格。 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 也就是说,基层指挥官虽然不一定亲自杀敌,但必须保证部下取得足够战果。 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理解,大部队作战中的最低指标其实还不是秦军真正追求的目标,而是必须尽可能超过。 五人束簿为伍,人得一首则复的规定,实际上体现出秦军对于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极端重视。 秦国不仅按照斩杀数量奖励军功,还区分敌人的身份。 如果斩杀敌方将领或高级军官,奖励更加丰厚。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所谓甲首,指的是披甲武士或军官之首。 因为战争中,一个指挥者的作用远远超过普通士兵,所以秦法给予斩杀敌军军官者更高奖励,也是为了鼓励士兵主动攻击敌军核心力量。 《韩非子·定法》中曾批评商鞅制度: 斩一首者,爵一级。 韩非批判的是把爵位晋升与杀敌数量直接挂钩,但从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背景来看,这套制度正是为了发动全民战争机器。 商鞅变法解决的问题,不只是如何治理秦国,而是如何让秦国具备吞并六国的能力。 因此,军功不仅与爵位挂钩,也直接关系到现实经济利益。 秦国通过土地、住宅、奴仆等方式奖励军功,使士兵真正感受到战争收益。 甚至连奴隶,只要能够斩获敌首,也可以获得爵位。 这说明秦国制度的核心目标,就是最大程度刺激所有人参与战争、消灭敌人。 这种军功体系,最终成为秦国强大军事机器的重要基础。 山东六国的军功奖赏 相比秦国,山东六国对于军功的奖励制度虽然也存在,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并没有秦国那样系统严密。 《韩非子·内储》中记载,吴起镇守魏国西河时,秦国有小亭靠近边境,吴起准备攻打。 他下令: 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 这里奖励的重点,是第一个冲上城墙的人,而不是斩杀敌人的数量。 《吴子·治兵》中也说: 进有重赏,退有重刑。 强调的是战斗表现,而不是单纯计算敌首。 《吴子·励士》中记载与秦军作战时,也强调不同兵种之间的战果要求,并没有突出斩首制度。 燕国的情况也类似。 《战国阳秋》记载,乐毅攻破齐国后,燕昭王到济上慰劳军队,并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上功、中功、下功。 最高功劳是得到齐国民心,其次是攻占城池,最低才是获得祭器。 由此可见,燕国并没有把斩杀敌首作为军功核心。 齐国情况稍有不同。 《荀子·议兵》中说: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则赐赎锱金。 乍看之下,齐国似乎也重视斩首。 但仔细比较,仍然与秦国存在巨大差异。 秦国对于不同规模作战、不同兵种、不同军官,都有严格指标,而齐国只是简单奖励,没有形成完整制度。 秦国军功制度的核心,是不断鼓励士兵杀敌、持续积累战功,而齐国更多只是一般性的赏赐。 梁玉绳曾统计,秦国从献公二十一年与晋作战开始,到秦始皇时期攻赵,历次战争斩首数量累计达到160.8万。 当然,这些数字经过考证,也仅仅是史书记载的一部分,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因此,鲁仲连曾批评秦国: 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 如果从传统伦理角度看,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但放在战国时代的历史环境中,统一战争已经成为大趋势,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有效的军事战略。 秦国转入战略决战的条件 到了秦王政十三年,秦国已经基本具备发动统一战争的条件。 为什么这样说? 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战国时期长期战争导致天下人口锐减,各国不断消耗。 皇甫谧根据相关资料估算,战国末期秦与山东六国仍有约500万军队资源。 经过长期战争,秦国至少消灭了200万以上敌军,六国彼此争斗也损失惨重。 剩余力量中,秦国仍拥有近百万兵力,而六国即使补充兵员,平均每国恐怕也不足30万。 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形成明显差距。 更重要的是,长期战争不仅削弱了六国军队,也打击了它们的士气和战略信心。 秦国已经处于绝对优势。 秦王政六年,赵、楚、韩、魏、燕五国曾联合攻秦,但已经成为山东六国最后挣扎。 事实上,这种衰败早有迹象。 公元前318年,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失败而归。 公元前287年,苏秦、李兑联合五国攻秦,也未能伤及秦国根本。 五国合力,仍然无法击败秦国。 至于公元前247年魏信陵君联合五国攻秦,虽然曾在河外击败蒙骜,但主要原因在于秦庄襄王刚刚即位,秦国内部尚处调整阶段。 后来秦国恢复战略节奏,继续扩张: 灭东周,攻韩取成皋;攻赵定太原;蒙骜攻魏取高都、汲,又攻赵取三十七城。 山东列国被迫进行最后挣扎。 因此,与其说五国攻秦体现了山东六国的强大,不如说它反映的是秦国一度偏离战略节奏,过早试图进入决战阶段。 真正的战略转折点,直到秦王政十五年才到来。 这一年,秦国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 虽然最初受到赵将李牧阻挡,但山东六国经过长期消耗,已经如同大厦将倾。 秦国调整进攻顺序之后,便势如破竹。 韩、赵、魏、楚、燕相继灭亡,天下最终归于统一。从军事角度来看,秦统一天下的最后十年,是此前一百五十多年战略积累的结果。 而这漫长的一百五十年,又始终围绕着一套核心战略展开。 总结战国七雄争霸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秦国最终能够横扫六国,并不仅仅依靠强大的军队,更依靠长期稳定、灵活而高效的战略体系。 这套战略思想,对于秦统一中华所起到的作用,绝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