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文禄·庆长之役相关史料与历史书写

徐纯均 胡炜权

摘要：在日本方面关于文禄·庆长之役（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的文献中，以文书、日记、回忆录等参战者遗留史料的价值最高，是当今学界最为重视且广泛征引的原始文献。步入江户时代后，秀吉传记及朝鲜军记物等各类官修、私修书籍大量面世。相关叙事的演变与发展，反映出文献编纂者的不同立场与意图。至于近代，近世以来形成的文禄·庆长之役的书写倾向又被明治政府所承继，并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成为为现实统治服务的工具。

关键词：文禄·庆长之役 丰臣秀吉 近世日本 历史书写

16世纪末，在东北亚地区发生过一场区域性的国际战争。1592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遣十五万大军渡海，意在经由朝鲜入侵明朝。遭朝鲜军抵抗后，遂改为先攻朝鲜。明神宗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及“字小”的目的，派遣明军渡过鸭绿江以援救朝鲜，前后经历达七年之久。此即日本学界所谓的“文禄·庆长之役”（1592—1598年）。

一直以来，文禄·庆长之役在中日韩三国学界都是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尽管各类成果层出不穷，但三国学者的研究仍呈现出较强的国别史倾向。然而针对这样一场区域国际战争，我们理应走出一国史空间的局限，在跨国史框架下进行新的研究与探索。因此，明晰日本方面文禄·庆长之役相关史料的种类与构成，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目前状况而言，基于日本史料种类繁多、分布零散、难以解读等现实原因，中文学界尚未能对日方史料情况进行整体梳理，更遑论探讨这些文献背后所反映的不同书写倾向。有鉴于此，本文拟在介绍相关史料生成过程的基础上，考察日本近世时期各阶层对文禄·庆长之役历史书写的趋势及其背后蕴藏的逻辑。

一、丰臣时代与江户前期的战争亲历者遗留文献

与明朝和朝鲜王朝情况不同，丰臣政权并未编纂过任何官方史料。因此，“古文书”这类原始档案、“古记录”这类公私日记，以及参战者日后所写回忆录“觉书”便是当代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最常引用的几种材料。其中，以战争期间的各类文书与日记的史料原始性最高。

文书依据发件人的身份，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丰臣政权层面下发的文书，包括丰臣秀吉发出的文书（“亲笔书状”“朱印状”等）与石田三成等奉行签发的“副状”。二是大名发出的文书，包括将领自前线发回的“注进状”、大名之间往来书信、大名向家臣下达的指示文书等。在战争期间，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丰臣秀吉通常使用朱印状来传达自己的意志以及各种指令。丰臣政权的奉行则会在此基础上发出“副状”，在重申秀吉命令的同时对其进行补充说明，从而帮助收信人理解秀吉旨意。作为能够体现丰臣秀吉意志的文献，秀吉朱印状以及奉行副状无疑是关于文禄·庆长之役最为重要的一种史料。这些朱印状、奉行副状由政权下发后，即由收件人（比如各大名）自行保管收藏。能够存续到江户时代的大名，其家传文书保存相对较为完整。但像小西行长这样在政治斗争中被消灭的大名，或是加藤忠广（加藤清正之子）这类在江户时代遭幕府改易的大名，其家传文书则随着本家的衰微而散落于日本各地，利用起来甚是不便。幸而名古屋市博物馆在近些年设立了专门的编纂委员会以调查各地的秀吉文书，并将它们整理出版。2015年至2024年间，已出版九册（含索引）、共收录六千九百余份秀吉文书，为学界研究这场战争提供了长足便利。奉行副状虽未有学者进行专门整理，但保存在《毛利家文书》《岛津家文书》等史料集中的数量却是不少，可直接加以利用。

身在朝鲜前线参与作战的日军将领，如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福岛正则等人，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信件。其中包括发给秀吉近臣的报告文书“注进状”，这是丰臣秀吉掌握朝鲜前线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发给其他大名的一般文书，主要用以交流情报、协同作战；发给家臣的指示文书，主要用于奖励军功、调度物资或管理国内领地。这几种文书也都是战争当事人生成的原始史料，与秀吉朱印状、奉行副状同是学界最为重视且广泛征引的文献。除“注进状”外的其余几类文书大多作为大名家传文书得以留存，分布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整理的《大日本古文书家わけ》、神户大学文学部日本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川家文书》、福冈市博物馆编纂的《黑田家文书》、永青文库编纂的《细川家文书》、熊本县编辑的《加藤清正文书集》（《熊本县史料》）、佐贺县编辑的《锅岛家文书》《泰长院文书》（《佐贺县史料集成》）等史料集中。至于大名们所发回的“注进状”，政权方面接收后似未进行专门保管。所以与秀吉文书和其他几类文书相比，“注进状”的散佚情况非常严重。

至江户时代，又有一些学者搜集前代文书并进行编辑整理，其中不乏文禄·庆长之役相关的重要原始资料。如江户时代中期，长州藩主毛利吉元曾命家臣永田政纯调查毛利氏家谱以及家臣所藏古文书，编成《萩藩阀阅录》一百七十卷。其中除包括秀吉在战争期间发给毛利家的朱印状之外，还有一批毛利家内部传达作战安排的指示文书。江户后期的水户藩学者小宫山昌秀所编《枫轩文书纂》中有《韩阵文书》两卷，是关于这场战争的专题文书汇编。其中收录有一些加藤清正发给秀吉近臣木下吉隆等人的“注进状”，是得以窥见前线局势的重要资料。幕末与明治时期，萨摩藩记录奉行伊地知季安与其子季通编纂了岛津家编年史料《旧记杂录》，囊括岛津领内的各种古文书。因其内容十分丰富且具系统性，故而也被学界广泛使用。至于丰臣秀吉与朝鲜宣祖国王之间的国书、“两国和平条件”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文书，则被辑入《续善邻国宝记》、对马以酊庵轮番僧江岳元策与云崖道岱的《江云随笔》等资料集中。

除去政权、大名发出的各类文书外，一些从征士兵、从军僧侣也留下了出征期间的记录。例如锅岛家的田尻鉴种，在文禄之役中随锅岛直茂家臣锅岛茂里渡海，著有《高丽日记》。由于锅岛直茂与加藤清正同属第二军，因此日记除了记录锅岛军的行动情况外，还包括一些加藤军的动向。毛利家臣吉见元赖麾下的下濑赖直著有《朝鲜渡海日记》，除记录日常军事行动外，还记载了一些军旅生活中的娱乐活动。岛津家臣新纳忠增的《新纳忠增渡海日记》与前述两种日记有所不同，其中充斥着忠增及其他日军士兵出征异国时的悲壮之情。另一位岛津家臣面高俊信的《面高连长坊高丽日记》，则记录了庆长之役期间岛津军的行动。

从军僧侣中，妙心寺僧天荆著有《西征日记》，是关于小西行长、宗义智等第一军的重要史料。尽管记事较为简略，但从中可以窥见天荆在军中的工作情况。锅岛直茂军中的是琢明琳所著《明琳朝鲜役从军日记》，除记录军旅日程外，亦关注到朝鲜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其叙事描绘了朝鲜在战争下的惨状，还有作者的思乡之情。吉川广家的从军僧宿芦俊岳所著《宿芦稿》虽是一部汉诗集，但其诗文记有写作日期，故可由此推知吉川军在文禄之役期间的动向。关于庆长之役，加藤清正的从军僧文英清韩留有《文英清韩长老记录》，收录了庆长二年正月至七月间与明人、朝鲜人的往来书牍，是展现正式开战前双方交涉情况的原始史料。安养寺住持庆念的《朝鲜日日记》，记载了他随军目付太田一吉参与庆长之役的情况。与其他僧侣留下的汉文记录不同，庆念的日记以夹杂假名的方式书写，并且充斥着大量的宗教色彩。当时作为医僧从军的庆念，在自己的日记中频繁流露出厌战及思念亲人的情绪。

与文书相比，这些日记虽然也存在记述简略的特点，但其叙事具有连续性，在一些细节方面可补充古文书记载的不足。是故，从军日记也是当今学者颇为重视的史料。

另外，公家和京都、奈良等地寺社的记录中也有涉及朝鲜消息的部分。如山科言经《言经卿记》、近卫信尹《三藐院记》、西洞院时庆《时庆记》、劝修寺光丰《光丰公记》、兴福寺英俊等《多闻院日记》、醍醐寺义演《义演准后日记》、相国寺《鹿苑日录》、吉田兼见《兼见卿记》、神龙院梵舜《舜旧记》等，均是得以窥探战事内外消息的另一信息来源。

除文书与日记外，还有参战士兵依据亲身经历或所见之事写成的回忆录“觉书”。但“觉书”是日后追忆而成，因而在史料原始性方面逊于文书与日记。且出于凸显自身或家主功绩的目的，带有一定夸大成分。然而觉书作为参战士兵的记录，所记内容又颇为详实，若运用得当，则不失为文书及日记的一种有益补充。例如，吉野甚五左卫门《吉野甚五左卫门觉书》、竹内吉兵卫《竹内吉兵卫觉书》、下川兵太夫《清正高丽阵觉书》、安东统宣《安东统宣高丽渡唐记》、渊边元直《岛津家高丽军秘录》、川上久国《川上久国泗川在阵记》、梨羽绍幽《梨羽绍幽物语》、天野贞成《立花朝鲜记》、大河内秀元《朝鲜记》、佚名《宇都宫高丽归阵物语》等，皆是学者在研究时引用的对象。这些“觉书”虽然没有采取日记的形式，但是作为同时代的记录，也可被视为一手史料。

二、江户时代官私编纂物对文禄·庆长之役的书写

庆长三年（1598）八月十八日，丰臣秀吉在伏见去世。同年年底，侵朝日军全部撤回日本，庆长之役结束。战争结束后生成的相关文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参战士兵后日所写战争回忆录，即上节所提到的大河内秀元《朝鲜记》、下川兵太夫《清正高丽阵觉书》等；二是丰臣秀吉传记，即所谓“太阁记物”；三是以文禄·庆长之役为主题的军记物，即所谓“朝鲜军记物”。若按修纂者立场言之，有站在丰臣政权角度书写的，也有奉幕府之命修撰的，亦有奉藩主之命撰写的，还有私修而成的。由于立场与目的不同，这些文献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书写倾向。

由丰臣氏旧臣所撰写的秀吉传记或军记物，对秀吉出兵朝鲜的行为基本都持称赞态度。秀吉死后，其家臣太田牛一继仕于秀吉之子秀赖。他在秀吉传记《太阁殿下军记之内》的续篇《丰国大明神祭礼记》（1604年）中，对秀吉统一日本、出兵朝鲜的“功绩”大加赞赏：“大国震旦（之军）不知几何，自辽东越过鸭绿江，前来高丽之地。三十八万日本人与之数度合战，皆胜，斩首一万、两万、三万。（太阁）决胜于千里之外，未曾有一次失败。古今之名将亦不过于此，名誉可备后世之龟镜者也。”此前，秀吉虽由后阳成天皇赐“丰国大明神”之神号（1599年），但德川家康已在庆长八年（1603）开府江户，丰臣政权的权力逐渐被德川氏攫取。此种情况下，盛赞秀吉之功应带有加强丰臣氏权威的目的。

曾仕于丰臣秀次的小濑甫庵所著《太阁记》（1626年），是一部秀吉传记性质的军记物。书中第十三至第十六卷为文禄·庆长之役的相关内容，其部分叙事表现出对秀吉功绩的肯定。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有改篡甚至捏造古文书的嫌疑，时间叙述上也存在明显错误，故其史料价值不高。秀吉旧臣、后来成为幕府旗本的竹中重门也在其所著《丰鉴》（1631年）中，赞扬日军在“高丽之乱”中取得的一系列“战功”。

就幕府层面而言，由于德川家康违背秀吉遗命、颠覆了丰臣政权，因而幕府下令修撰的史书对秀吉及他发动的文禄·庆长之役通常持否定态度。宽永十八年（1641），幕府御用学者林罗山奉幕命编纂将军家谱，次年与其子林守胜纂成《丰臣秀吉谱》三卷。林氏父子在参考《太阁记》、堀正意《朝鲜征伐记》的基础上，加入了对秀吉的严厉批判：“（秀吉）乃聚诸臣而评议（出兵之事）。诸臣大惊，以为秀吉叹哀之切，故其狂乎。顷年军旅之劳无虚年，至去年而渐既息焉。今若出兵于殊方，则上下之费弊，人民之困劳不可得言。秀吉其狂乎，众心皆如此。虽然，不得违秀吉之言。”不但为秀吉出兵朝鲜之举加上穷兵黩武、耗费民力的标签，还指斥秀吉此举失常。宽文四年（1664），林罗山之子林春胜奉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之命所撰的《续本朝通鉴》，也完全承袭了《丰臣秀吉谱》中的说法。这反映出江户前期，幕府所修史书对秀吉及其发动的对外战争予以否定的态度。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书写倾向仍被幕府御用学者所继承。成岛司直编纂的幕府官史《德川实纪》（1843年）对秀吉发兵异域的行为有着如下评价：“逞私欲于异域”“穷兵黩武，终至我邦百万生灵遭异贼荼毒”“欲追求身后虚名，终无益于己而有大害于国”，称得上德川幕府对文禄·庆长之役的盖棺定论。

与幕府的书写倾向不同，各藩出于追溯藩祖功绩的现实原因，多对这场战争持积极评价。例如，萨摩藩世子岛津纲久命重臣岛津久通编纂的《征韩录》（1671年）即属此例。久通言：“吾祖于近代从征朝鲜，武威振于异域，功业立于邦家，威名遍布四海”“欲贻令名流于千古，无文则不能行也。冀汝善为吾祖宗之旧记，开苗裔之新鉴”，将萨摩藩祖义弘、忠恒在文禄、庆长两役中的事迹视作能够流芳百世的功业。另外，大曲藤内《大曲记》、竹森次行《立斋旧闻记》、高岛正重《元亲记》、大神惟直《高山公实录》、三吉规为《毛利秀元记》等各藩编纂的先祖事迹中也有关于文禄·庆长之役的记事，目的亦是为凸显先祖在朝鲜战场上的“武功”。

然而，在日本中心主义日渐盛行的江户时代，福冈藩儒贝原益轩奉命编写的《黑田家谱》（1687）在藩修史书中堪称特例。《黑田家谱》虽对黑田孝高、长政父子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大加赞扬，但却借时人之口对秀吉出兵之举表示出批判的态度：“时人议曰，‘此番太阁伐无罪之朝鲜，殊非义兵。若为贪兵，非君子之战。’”

就私人著述而言，秀吉及其对外侵略战争也是受到重点关注的对象。宽永年间（1624—1644）的堀本《朝鲜征伐记》是最早一部以朝鲜出兵为叙述对象的专门著作，其对秀吉基本持肯定态度。作者堀正意是江户初期的儒学者，曾受业于近世儒学鼻祖藤原惺窝。该书在编纂时参考了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茅元仪《武备志》等明朝史料，故对明方的动向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关本《朝鲜征伐记》（1665）由仕于纪伊德川家的军学者大关定祐著，他在对堀本《朝鲜征伐记》进行增补的同时，再次盛赞了秀吉的“异域之功”。另外，儒学者山鹿素行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山鹿素行是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武家事纪》（1673）中对丰臣秀吉大加赞赏，体现出日本中朝主义思想下的“朝鲜征伐”史观。

进入18世纪后，先后有马场信意《朝鲜太平记》与姓贵《朝鲜军记大全》这两部朝鲜军记物刊行（1705）。之后，对马藩儒臣松浦允任编纂了《朝鲜通交大纪》（1725），与文禄·庆长之役相关的记事引用了《惩毖录》《西厓集》《隐峰野史别录》等朝鲜文献。难能可贵的是，松浦允任称“此间兵祸凡七年，两国通好之事终绝”，体现出作者对文禄·庆长之役相对否定的态度。国学者本居宣长所著《驭戎慨言》（1778）记述了古代至丰臣时代日本与中国、朝鲜的交涉史。他虽然参考了《两朝平攘录》《惩毖录》等中朝史籍，但其目的并不是明晰战争过程，而是站在“皇国”立场上批判丰臣政权对明外交时采取的低姿态。18世纪末，又有对马藩釜山镇代官山崎尚长编纂的朝鲜军记物《两国壬辰实记》（1796）。山崎有感于记载丰臣家“朝鲜征伐”事迹的书籍虽多，但内容多有舛误，故缀合日朝文献编成此书。因采用两国文献，故其叙事相对客观。

在19世纪，赖山阳的《日本外史》（1827）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赖山阳生于广岛藩儒之家，同时也深受国学影响。他既指出秀吉“过用其民力，以取绝嗣之祸”，体现出儒学立场；同时又在叙事中展露日本中心思想，借秀吉之口，言“特诸丑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日本外史》中的文禄·庆长之役相关叙事虽是以三国文献为基础写成的，但又加入了一些作者杜撰的情节，故而多有谬误。尽管此书更应该被称为文学作品而非史书，但却在出版后颇受各阶层欢迎。江户时代后期，它被诸藩藩校引为教材；至明治时代，又出版过多种版本。因此，是书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于文禄·庆长之役的“史实”理解与历史叙述。

水户藩彰考馆编修总裁川口长孺的《征韩伟略》（1831），则充分体现出“攘夷”需求下的历史书写特点。自18世纪下半叶起，日本开始面临海防安全问题。为对抗欧美列强，日本国内出现鼓吹以武力征服中国、朝鲜等邻国的言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秀吉的“外征”备受推崇。如书名所示，此书的立场是赞颂秀吉征韩的“伟业”。作者认可“自壬辰以来七年间，明丧师数十万，縻饷数百万。明与朝鲜迄无胜算。至秀吉薨，始得免焉”，的说法，完全否定了援朝明军的历史功绩。

纵观整个江户时代，各个群体出于不同目的，对秀吉及其发起的文禄·庆长之役持有不同的态度——丰臣氏旧臣出于对旧主的感念，对此多有赞颂；幕府基于德川史观，对此持否定态度；各藩出于追溯先祖功绩的目的，私修著述则基于日本中心主义和皇国史观，对此亦多有推崇之情。不过需要指出，江户时代出版的与文禄·庆长之役有关的编纂物虽多，但就史料原始性来看，绝大多数属于非战争亲历者编纂的二手史料，故而不可不加以考证便直接使用。

三、“大坂册封”相关叙事演变背后的历史逻辑

透过对近世时期文禄·庆长之役相关史料生成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幕府从江户初期便欲矮化丰臣秀吉及其发动的对外战争，但各藩及民间却对此甚是推崇。明治时代以降，日本政府对于秀吉和“征韩”的赞誉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考察“大坂册封”相关叙事的演变过程，能为我们理解近世以来丰臣秀吉形象以及文禄·庆长之役叙事变迁背后所蕴含的历史逻辑提供些许线索。

文禄二年（1593）四月中下旬，日军各部撤出王京，启程南下。与之同行的还有明朝方面负责和谈问题的沈惟敬，以及“敕使”徐一贯、谢用梓。由此，明、日两国开启了长达四年的议和交涉。经过对日本使者内藤如安（小西飞驒守，中文史料谓之“小西飞”）的盘问和慎重的内部讨论后，明廷终于同意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神宗允兵部尚书石星之请，以李宗城、杨方亨充正副使，往封丰臣秀吉。李宗城逃亡后，明廷改以杨方亨为册封正使、沈惟敬充副使。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沈惟敬先行前往伏见拜谒秀吉。八月，杨方亨抵达堺。

秀吉本欲在新修的伏见城接待明朝册封使，然该年闰七月（明历八月），京畿一带发生了被称为“文禄伏见地震”的大地震，致使伏见城天守阁、石垣悉数倒塌。于是，秀吉被迫将会面地点改在大坂城。文禄五年九月一日（明历二日），册封仪式在大坂举行。次日，有宴饗。九月三日，册封使自大坂返回堺。八日（明历九日），册封使以及陪同前来的通信使启程返回朝鲜。

关于此次“大坂册封”，日方的记载虽不少，但其中一手史料的比重却十分有限。神龙院梵舜的日记《舜旧记》曰：“九月朔日，天晴。听闻太阁今日在大坂接见唐人敕使。”属公家阶层的壬生孝亮在日记《左大史孝亮记》中称：“朔日，太阁于大坂接见唐人。听闻唐人献上缎子千匹、唐冠六十。”中山亲纲则曰：“九月二日，（乙）未，晴。太阁殿下为送大明敕使，前往堺。”梵舜、孝亮、亲纲并未列席册封仪式，是故上述日记中的内容系出于当时的巷间传闻。而陪同秀吉出席仪式的德川家康、前田利家等一众大名，几乎未在公私书札中谈及册封之事。仅有小早川隆景在给岛津义弘的书信中，提到“因官人众（明册封使）所言甚恶，故（与）高丽之议和破裂”。史料的阙如，为江户时代之人杜撰“大坂册封”的相关情节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庆长年间（1596—1615）成书的《清正高丽阵觉书》中，有如此一段记载：“（册封使）要求太阁退往次席，戴上北京大王（明神宗）所赐之冠……（太阁）认为，此和谈不合己意，要此冠又有何用，便命令扔掉（它）。于是，（赐冠）被扔到庭院中。”秀吉扔掉神宗所赐之冠的情节，并不见于前述日记、文书等原始史料。换言之，这是下川兵太夫在日后撰写回忆录时创造出来的情节。

并未经历过文禄·庆长之役的学者堀正意，在《朝鲜征伐记》中又补充了更多的“细节”：

太阁入花畠山庄进膳，唤（西笑承）兑长老、（玄圃灵）三长老、（惟杏永）誓[哲]长老，令读玺书。太阁听罢大怒，曰：“大明封我为日本国王，岂有是理。我已自为日本王，何须彼封？因小西言（大明）将封我为大明王，故而退兵。将小西那厮唤来，斩其首级。”小西未至之际，兑长老谏曰：“大明为中国，（地位）出于诸国之上。自古以来，无国不受其封。如今仰赖您的威光，册使前来（册封）。此事古今罕见。惟愿褒册使、遣返书、通和好，以为本朝之光辉、后世之龟鉴。”（太阁）颜色稍解。

与《清正高丽阵觉书》相比，《朝鲜征伐记》增加了册封仪式结束后，秀吉令西笑承兑等人译读神宗册封文书的情节。在堀正意笔下，秀吉此时虽不愿被明朝封为日本国王，但经西笑承兑劝说后则予以接受。

而在很多地方参考了堀本《朝鲜征伐记》的林罗山、林守胜，则同时吸收了堀正意和下川兵太夫两人的说法：

秀吉于花畠山庄召承兑、灵三、永哲，使读大明之玺书……秀吉闻而果怒，瞋目愤激，大声曰：“明主封我为日本国王，固是可憎之殊甚者也。我以武略既主于日本，何藉彼之力乎？前日行长曰：‘大明封我为大明国王’，故我信之，而既班师矣。行长诱我，加之其在本朝，通志于大明，其罪不可胜言。速可呼行长，我斩其首而甘心耳。”即解大明所馈之冠服，而不着之。唐捐诰命，而不复见。

至于幕府下令编纂的另一史书《续本朝通鉴》，其叙事虽略有不同，但也有“（秀吉）即解大明所馈之冠服而抛掷之，唐捐诰命，而不复见”的表述。

可以看到，无论是《清正高丽阵觉书》所言的丰臣秀吉“弃赐冠”，还是幕府所编《丰臣秀吉谱》和《续本朝通鉴》中所言的秀吉“脱冠服、弃诰命”，都意图表明丰臣秀吉最终拒绝了明朝的册封。

江户时代初期的人们为何要“制造”丰臣秀吉拒绝册封的叙事？以下川兵太夫的立场来讲，其主君加藤清正自幼受秀吉抚养，故下川本人并不具备否定秀吉的动机。因此，《清正高丽阵觉书》中秀吉“弃冠”的情节，当可解读为下川兵太夫希望借此凸显秀吉的威严。

而《丰臣秀吉谱》与《续本朝通鉴》的编纂者身为幕府御用学者，其目的与下川兵太夫自不相同——篡夺了丰臣政权的德川幕府，绝不会对秀吉持肯定态度。联想到文禄·庆长之役结束后江户幕府试图与明朝通交的曲折历程，似能为林氏父子的行为提供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在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便开始探索与明朝的复交之路。庆长五年（1600），家康决定返还泗川之战时被扣做人质的明将毛国科（亦作“茅国科”）等人。送还人质之际，岛津义弘父子、寺泽正成秉承家康之意致书茅国器。书中以“诸将再可超沧溟，加之浮兵船于福建、淅[浙]江”相威胁，提出“本邦、朝鲜作和平，则到皇朝亦如前规，以金印、勘合可作往返”的要求。这封文书表明，家康希望能如室町时代的将军们那般，从明朝获得“日本国王”封号以及勘合贸易的权限。出于殷鉴不远的缘故，明朝认为“（倭书）诱以和平，要以通商，为谋甚狡”，并未理睬。此后，德川幕府也曾通过多种渠道尝试与明朝展开交涉。但直到明清鼎革，幕府都未达成与明通交之目的。

与此相对的，丰臣秀吉则是经明神宗正式册封的“日本国王”。尽管明日和谈失败后战争再开，但明朝针对秀吉的册封仪式顺利完成乃是不争的事实——中日韩三国的一手史料，皆未言及秀吉在册封仪式次日脱冠服、弃诰命以示拒绝册封之事。换言之，秀吉接受册封、成为以明朝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内的“日本国王”是既成事实。对于经历了家康、秀忠两代人的努力仍未能实现与明朝通交的江户幕府来说，想必不愿承认秀吉曾经拥有过“日本国王”的身份。故而，林罗山等幕府御用学者创造出秀吉“脱冠服、弃诰命”叙事的行为，似可理解为德川政权与明朝建交失败这一大背景下，幕府意图借此弱化丰臣秀吉影响、加强自身统治合法性之举。

由下川兵太夫创造、被幕府御用学者加以认可的秀吉拒绝册封之“故事”，后来又被大关定祐《朝鲜征伐记》、岛津久通《征韩录》、山鹿素行《武家事纪》、宗义真《宗氏家谱》（1681年）、马场信意《朝鲜太平记》、本居宣长《驭戎慨言》、山崎尚长《两国壬辰实记》、川口长孺《征韩伟略》等江户时代的各种藩修、私修编纂物所继承。但随着时间推移，幕府期待弱化丰臣秀吉影响的意图逐渐被世人忽视，拒绝册封的“故事”完全被视为秀吉弘扬国威之举。即便是辅佐德川家宣、家继两代将军的新井白石，也在《殊号事略》中对此大加赞扬：“明神宗时，封丰臣秀吉日本国王。（秀吉）言，‘我朝自古以来，从无接受“日本国王”这一异国封号之事’，遂遣返其使。此时东照宫[德川家康]亦拜右都督，受赐冠服。秀吉退还封爵，诚可称为拯救日本颜面之举。”本居宣长的《驭戎慨言》，也极力鼓吹丰臣秀吉在受“卑贱之国”册封时，斥责明使的场景，“（吾）受皇朝之命，任无上之关白，汝王知否？朝贡之事，当由汝国向吾国朝贡”“向汝王言之，‘贡’字甚是无礼。自今往后，不得再用此类令人生厌之词”。

到了江户晚期，册封叙事在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西笑承兑）读册于秀吉之旁，至曰‘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变色，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骂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且吾而为王，如天朝何！’”他将“弃诰命”进一步发展为“裂封册”，以展现秀吉和日本的威严。赖山阳还作《裂封册》诗一首：“史官读到日本王，相公怒裂明册书。欲王则王吾自了，朱家小儿敢爵余。吾国有王谁觊觎。叱咤再蹀八道血，鸭绿之流鞭可绝。地上阿钧不相见，地下空唾恭献面。”在盛赞秀吉裂封册的同时，讥讽被明成祖册封为“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成祖赐谥“恭献”）以及册封秀吉的明神宗朱翊钧。

“大坂册封”相关叙事的“被制造”，实质上模糊了明、日议和破裂的真实原因。但它却因符合德川史观、日本中心主义与皇国史观，而在二百年间被不断继承与发扬。最终在近代时期，与“文禄·庆长之役”一起沦为日本军国主义宣扬自身合理性的工具。

余论：文禄·庆长之役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

庆应三年（1867），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将大政奉还于明治天皇，江户时代落下帷幕。日本从此步入近代时期，也就此踏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对于明治新政府而言，抑制德川幕府、提高皇室权威是必要的行为，对敬重天皇的丰臣秀吉展现出推崇态度即是该策略中的一环。明治政府对秀吉的推崇，自政权成立之初便已然开始。庆应四年（1868）闰四月，明治天皇行幸大坂期间，下令营造祭祀秀吉的社殿。天皇称秀吉“继述上古列圣之伟业，宣皇威于海外”，一方面继承了江户时代以来对秀吉“扬威异域”的正面评价，另一方面又为秀吉和其“朝鲜征伐”披上了“尊皇”的外衣，奠定了近代日本政府对于“朝鲜出兵”认知的基调。

以明治二十七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为契机，日本对于秀吉的推崇程度进一步加深。当明治政府的陆海军出兵朝鲜半岛之际，时人不由得回想起三百年前秀吉征韩的“壮举”。是故甲午战争后，丰臣秀吉人气急剧上升。明治三十一年（1898）举办的秀吉三百年祭不但得到了皇室、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京都民众的广泛参与。知识分子阶层也借文禄·庆长之役来宣扬一种日本足以对抗中国的认知，例如著名文人山路爱山提到：

在这场战争里，（日本军）与明国大军战斗，如实地展露出自身的军力才干。自此战起，千余年来日本的“恐中国病”终于被根除。征韩之役最大的成果是日本终于觉察到自己是强国的事实。

换言之，文禄·庆长之役被当做鼓吹日本足以对抗中国的根据。

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韩合并”后，为避免给“已成为日本人同胞”的韩国人带来不必要的刺激，日本的朝鲜总督府及相关人士逐渐开始在教科书及学术著作中使用“文禄·庆长之役”“壬辰之乱”“朝鲜役”来代替“朝鲜征伐”“征韩”之类的表述。但是同一时期，“内地”即日本本土仍存在许多延用“征韩役”“朝鲜征伐”之类称谓的事例。

大正四年（1915），丰臣秀吉被天皇追赠正一位。叙位裁可书后所附功绩调书言：“前关白故从一位丰臣秀吉……承上古列圣之鸿猷，宣扬皇威于海外”“其主要事迹有三，曰平定海内，曰发扬国威，曰尊崇朝廷”“兴征明之师。文禄三年，明朝使者来于伏见城，呈册书。闻其内‘封尔为日本国王’之语，怒其无礼。发问罪之令，再出师于海外。”可见，大正政府仍继承了明治政府的政策，对秀吉及其侵略战争表现出极度的推崇。民间层面，由于自由风潮兴起以及唯物史观发展，推崇秀吉的言论较之明治时期略有减少，也有人承认秀吉在朝鲜出兵问题上的失败。

不过，法西斯主义抬头后，丰臣秀吉受到了更热烈的追捧。例如，法西斯主义者大川周明认为文禄·庆长之役的失败只是表面上的，并没有损害到秀吉在精神层面的伟大。他更将所谓的“太阁精神”和“建立庄严雄大的大帝国理想”相提并论，提倡国民积极学习并为此目标进行奋斗。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呈现出持久战特征后，秀吉出兵海外的行为再度受到热烈推崇——著名学者德富苏峰称“太阁的大陆政策与目下我国采用的国策一脉相通”，实业家鸟井信治郎以为“秀吉出兵大陆、出兵太平洋的行为奉戴了继承八纮一宇精神的历代天皇之意志，丰太阁凭借着神功皇后以来历代天皇意欲发扬国威的神力，终成大业”。直到日军在各地战场上转为劣势后，为防止朝鲜征伐带来日本战败的联想，丰臣秀吉的征韩事迹才不被提起。显然，在军国主义盛行的近代日本，无论是丰臣秀吉本人还是由他发动的文禄·庆长之役，都沦为了为现实统治服务的利器。

【作者简介】

徐纯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胡炜权：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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