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句毛泽东的赞誉，道出了彭德怀在战场上的威名。他指挥过无数次战役，一次又一次地为革命胜利添砖加瓦。然而，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将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个脾气火爆之人。开国元帅和将领中，有几位与他因观点不合而发生过争执，这些矛盾的背后，折射出那个动荡年代的复杂人性。

彭德怀在军事领域堪称泰斗，而他的对手，往往都曾参与过根据地建设，也曾独立建立过自己的军队。无论是曾率领赤卫队和农民起义的，还是从国民党军阀手中起义的老兵，都拥有各自的根基和势力。如果这些势力互不干涉，或许能和平共处。

然而，当他们汇聚到苏区，不得不面对共同的目标和工作，矛盾的产生便成了必然。苏区时期的刘伯承，就曾与彭德怀就战略战术问题爆发过激烈的争论。那是一九三三年二月，苏区局势紧张，内部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阶段。毛泽东因宁都会议而暂时退居幕后，刘伯承临危受命，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一位来自四川的军人，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者。他远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是苏区为数不多的军事科班生，品尝过异国墨香。由于他的留苏背景，他很快便受到了一些政治倾向于苏联人士的推崇，这些人往往对军事一窍不通，渴望得到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的支持，以此与本土派形成制衡。

此前，关于毛泽东去留问题的争论，几乎吵翻了军事会议。彭德怀，一位经验丰富的实战派，坚持毛泽东应继续留守前线，协助指挥。博古和张闻天则持不同意见。在投票表决中，刘伯承站在了博古一方。

仅仅是投票表态还不够，刘伯承还拿起笔，撰写了批判彭德怀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责其不敢打正规战，不敢歼灭战，是对战士缺乏信心。彭德怀读到文章后，怒火中烧，认为刘伯承是在指桑骂槐，直言道：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他的部下也附和道：我们之前的游击战难道不好吗？之前不是都赢过国民党吗？打正规战，用什么打？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中央局下达命令，让彭德怀率领部队进攻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然而，南丰易守难攻，红军第三师满编不过两千人，却要面对近万人的国民党军第八师，且缺乏有利地形，战斗异常艰难。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看到战士们满身伤痕，火冒三丈，忍不住怒斥道：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底子都要被拼光了！什么正规战，什么主动出击？全都是刘伯承在瞎参谋！

实际上，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并不赞同进攻南丰，那份作战计划，也只是博古等人绘制的蓝图上稍作修改而已。而彭德怀却浑然不知，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刘伯承身上。事后，刘伯承也意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评价过于严苛，便亲自去向毛泽东请教。

后来，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刘伯承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改变了原先的观点，主张深入敌后，打破国民党的围剿。然而，彭德怀始终无法释怀过去的恩怨，两人的隔阂逐渐加深。

在百团大战中，两人又因指挥问题发生了分歧，导致八路军伤亡惨重，彭德怀甚至气愤地提议撤销刘伯承的师长职务。之后，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区军队座谈会上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这份报告既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也坦诚地指出了不足之处，认为过于强调正规军，早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

大家都知道百团大战的指挥者是彭德怀，一些人便故意煽风点火，认为刘伯承是在针对彭德怀，到处散布谣言。不善于处理政治关系的彭德怀，本来就对刘伯承心存芥蒂，这份报告一出，更是火上浇油，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糟糕。

新中国成立后，在了一九五八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所谓的反教条主义会议，并将问题提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对负责全军院校工作和训练的刘伯承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使得刘伯承不得不告别一线工作，隐退江湖。

除了刘伯承，粟裕也是一位与彭德怀关系不睦的将领。起初，粟裕默默无闻，与彭德怀并没有交集。两人不在同一个军团，也没有上下级关系，自然不会产生矛盾。在苏区时期，彭德怀已经是军团长，而粟裕只是师长或参谋长，很少有机会交流。

粟裕的声名鹊起，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甚至坚持由粟裕全权负责对台作战。朝鲜战争爆发后，军委原本想由粟裕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但粟裕由于身体原因，无法承受这重要的历史使命，只能写信向毛泽东表示歉意。 战争局势瞬息万变，粟裕无法入朝，军委的目光便转向了彭德怀，让他临危受命，率军入朝。这，也是粟裕和彭德怀第一次有过间接接触的事件。

朝鲜战争结束后，粟裕升任军委总参谋长。一年之后，出于对台作战的需要，粟裕向军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派遣一部分空军入驻福建，但却受到了彭德怀的批评。原因在于当时军事部门的权力划分，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希望粟裕事先与国防部沟通，再上报军委。

粟裕却没想到会这样，事后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检讨报告。实际上，为了表示对彭德怀的尊重，粟裕在报告上落款处提到了一点，写着转送毛主席。彭德怀对此非常生气，说：我又不是他的通讯员，干嘛让我交报告。

一九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会议上，粟裕被扣上了个人主义的帽子，总参谋长的职务也遭到了解除。彭德怀受到批评时，有人劝粟裕落井下石，但他却大度地说道：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评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

除了刘伯承和粟裕，贺龙元帅也是一位和彭德怀有过交集的将领。贺龙和彭德怀性格迥异，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也发生过一些小的纠葛。贺龙出身于旧式部队，江湖地位非比寻常，拥有极强的号召力。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重返故乡湘西，又发展出了一支队伍，最终壮大为红二方面军。

彭德怀则主要领导了平江起义，形成了红三军团。来到陕北后，红军进行整编，彭德怀的地位高于了贺龙，难免有些得意，便说过一句：党的军队真正形成不在八一南昌起义，应在秋收暴动。

这说法虽然符合历史事实，却很容易激怒贺龙，毕竟贺龙是南昌起义部队的重要人物。建国后，每逢八一军庆，贺龙都非常重视，并发表讲话回顾历史。一九五八年，贺龙就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南昌起义和我军建设》一文，着重强调了南昌起义的开辟意义。

彭德怀却对此并不赞同，在一个会议上，他便说：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也是在军阀队伍待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句话触及了贺龙的敏感神经，让他感到不满。

此外，在肃反时，贺龙和彭德怀也因段德昌一事产生了矛盾。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深得彭德怀的尊重。不幸的是，一九三三年，段德昌在湘西肃反中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当时，贺龙虽然在肃反中挽救了一些人，但他的力量有限，无法顾及到段德昌。一九六一年，有人问过贺龙：如果和夏曦的斗争再坚决一点，像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逃过一劫？贺龙回答说：恐怕办不到，我也只是个新党员，归根结底还是要听夏曦的。

当夏曦表示要处决段德昌时，贺龙也曾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他，这也成了贺龙的一大遗憾。

总的来说，贺龙和彭德怀仍然保持着友谊，两人没有在军事和政治上发生激烈的争执。彭德怀赋闲后，仍然惦记贺龙，想送一杆猎枪给他。即便在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领导一野和贺龙的老部下廖汉生、贺炳炎发生矛盾时，贺龙也尽力调解，维护大局。

彭大将军一生，脾气火爆，敢于直言不讳。幸好，刘伯承、粟裕性情温和，才没有引来更大的风波。至于贺龙，更是性情中人，只要能够坦诚沟通，就能畅所欲言。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那些英雄的功过是非，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被人们重新审视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