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齿铜牙纪晓岚》给人留下个印象，皇帝的工作轻松得很，想出宫跟玩似的，说走就走。乾隆带着和珅、纪晓岚两个人，走南闯北，各种历险，好不快活。

1758年，左副都御史孙灏上了个折子，

实名反对乾隆皇帝出巡索约尔济（西与喀尔喀车臣汗部接壤，南与科尔沁、乌珠穆沁部相连，东与北俱与黑龙江接壤）。

堂堂一个大清的皇帝，跑边疆一个小城视察什么？

莫非是要看北极光？

都御史是个监察官，本来就有义务挑挑皇帝的毛病，隔靴搔搔痒。孙灏这回批评了乾隆皇帝的作风问题，想把皇帝留在北京城享清福，没想到乾隆皇帝觉得“兹事体大”，跟孙灏杠上了。

01 深刻的教训

孙灏反对皇帝外出视察的一个理由：

皇帝出巡就是为了看看美景，劳民伤财，于民生无益。

这不仅是孙灏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历朝历代文官的普遍认识。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皇帝就十分热衷外出视察。秦始皇自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到三十七年崩于沙丘，期间有不少于五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巡游，每一次出游都带有众多的文武官僚和庞大的车马仪仗队。没见过这么热衷于视察的皇帝，以至于他死就是死在视察的路上，结果给了赵高、李斯、胡亥可乘之机，不仅自己怎么死的说不清，就连秦朝的继任者到底是谁也迷雾重重，而这恰恰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

秦始皇开了个坏头，本来皇帝四处视察，纵览名山大川，体察民情都可以说是为了江山稳固，但偏偏秦始皇自己死的不明白，秦朝二世而亡，非但没体现出来外出视察的好处，反倒让人跟危险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唐太宗由于身体原因想巡幸隋朝的旧夏宫时，大臣姚思廉不干了，指责皇帝“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

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

，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

拐弯抹角骂唐太宗，你这是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学秦皇汉武好大喜功，摆谱！

637年，唐太宗想视察洛阳，魏征也忍不住发话了，他讲的更明白，皇帝要外出视察，难免车驾要经过地方，地方官要想方设法讨好皇帝，准备接驾得铺张奢华，才能显示出下级官吏对上级的重视，这些都要转嫁到百姓姓头上，成为新的负担。

皇帝想要维持仁君爱民的名声，最好就乖乖呆在都成，哪儿也别去。饱读诗书儒家士大夫，活生生用“仁君爱民”的理念，捆住了皇帝外出视察的手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约束权力的枷锁。

只是为何到了清朝这套理念似乎不管用了，康熙、乾隆爷孙两个皇帝纷纷六下江南，木兰秋狝，比赛式地搞外出视察，也没见到对江山社稷产生多大的威胁。

02 游牧民族的突破

乾隆皇帝自然对于汉族士大夫的批评有所准备，作为一个皇帝，

你跟我讲作风问题，我就跟你讲政治问题。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他先搬出爷爷康熙皇帝热衷于木兰秋狝讲起，巡幸狩猎乃清朝祖制，不是乾隆个人脑袋一热的举动，康熙皇帝的治理水平天下信服，孙灏否定巡幸，岂不是要连康熙皇帝也一起指责？

接着，乾隆又搬出来自己的政绩，“十全老人”的威名不是虚的，彻底肃清准格尔的分裂势力，三军用命，君臣一体，也多亏平日多有巡幸，整饬武备。孙灏难道连乾隆皇帝的功绩也要否定？

搬出两座大山来压孙灏还不过瘾。

乾隆又从根子上剖析孙灏的弊病，“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之所致也”从民族劣根性上把孙灏痛骂了一顿，反将一军，把孙灏对巡幸的指责，看作是汉人好逸恶劳不能吃苦的体现。

如此反驳，如泰山压顶，刀刀见血，孙灏见了估计膝盖要碎。

不过，从乾隆的角度讲，他把将皇帝巡幸的活动，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上，

确实是迥异于汉族士大夫的一种认识

。

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原王朝很少会将皇帝的巡幸视察跟国家战略安全联系在一起。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嘛，跟国家战略安全有个毛关系？

这个认识却与中国历史上的草原政权一脉相承。

具有草原游牧基因的王朝，往往不只是受儒家的观念约束，同样还受到草原习俗的深刻影响。较之于是否按照儒家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做事只是一方面，入主中原的草原政权更看重能否保住辛苦打下的江山社稷，草原政权的军事性才是他们压制中原汉族士绅民众的法宝。

因此，这些政权往往遵循着游牧部落的习惯，在不同的都城，季节性地在都城之间迁徙。

比如，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四季外出游猎，朝官随行，设行帐称“捺钵”。契丹国其实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而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际上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

这种诡异的制度安排在汉族士大夫看来如同儿戏，

天子是天下秩序的中心，怎么能动来动去，到处乱窜？

在草原民族却是继承旧俗的体现。

元朝更是如此，蒙古贵族倔强地坚持着许多蒙古部落的习俗，并不心甘情愿被汉族同化。蒙古有大都（北京）也有上都（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每年阴历二三月，大汗的车驾离开大都，北行到上都，避开北京的炎炎夏日，恢复骑射生活，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周而复始。

虽然有汉族官员提意见，可蒙古大汗根本不鸟这套东西。毕竟，在蒙古皇帝眼中，汉族官僚是被统治的一群人，

儒家的意识形态只是统治的工具之一

，绝非唯一。

若此，从辽金蒙元这个线索看下来，乾隆皇帝对于巡幸的坚持就可以理解了。

03 乾隆皇帝的杀手锏

这场争论针尖对麦芒。

汉族士大夫有自己信守的理念，基于儒家的观念和王朝历史，他们强调皇帝应该“

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

”；而乾隆皇帝则从“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的角度，将巡幸狩猎视为满洲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

大家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乾隆毕竟是皇帝，斗争手段老辣，总有办法让人服。

孙灏说，索约尔济这个地方离京城太远，害怕出意外。这话本来是关心乾隆皇帝的“贴心话”，没想到气头上的乾隆根本不理这茬，劈头盖脸地问，“

索约尔济难道不是大清的国土？

此番出行难道不是受到蒙古王公的盛情邀请？能有个什么意外？”

孙灏的折子里提到“索约尔济非江浙胜地可观”一句话，又戳中了乾隆的心窝。你孙灏为什么要说索约尔济不像江浙地区一样有风景名胜可观，这难道是在影射乾隆下江南是去旅游吗？

笑话，乾隆下江南难道不是为了看风景名胜？乾隆可不这么认为，他一面强调游览江南风景名胜是奉了皇太后的旨意，尽孝道而已；一面强调自己下江南是为了查看民情、水利，心里想的还是百姓苍生。

乾隆下江南到底主要为了旅游，顺道办理点政事，还是主要为了办理政事，顺便旅旅游，这事后人说不清，只有他自己知道。

孙灏担心“随从侍卫官员人等长途费重，生计艰难”，这本来也是实情，乾隆依然不依不饶，又搬出了爷爷康熙做挡箭牌，先说当年康熙每年出巡二三次，那个时候的侍卫兵丁还不说苦，现在又是预先借钱给地方政府，又是中央专项拨款，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地方官在康熙到时候都不叫苦，这会叫苦是什么意思？

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康熙南巡时心里有“几项规定”，每次随行不过300人，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搭帐篷住宿。而乾隆南巡可不是一回事了，随从多达2500余人，每人配单马或双马，另外还有400辆骡车、800匹骆驼，纤夫达3600人。据统计，乾隆6次南巡花费总计竟达2000万两，康熙所用的钱财却不到乾隆的十分之一。

所以，康熙南巡地方不叫苦，真不代表乾隆南巡也不叫苦，

只是他不愿意听到罢了。

孙灏说一句，乾隆怼一句，简直拉开架势在打嘴仗。

打嘴仗的杀手锏就是扣帽子。

泼妇骂街，往往先声夺人来个定性分析，“你个××”。乾隆比较有涵养，在最后才进行总结式发言，即使是扣帽子也让人觉得有理有据：

（孙灏）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渐惟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

这下完蛋了，孙灏只不过给皇帝的作风问题提了个小小的建议，结果被皇帝视为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代表着陈旧没落的汉族士大夫，要搞跨满人的立身之本。

天大的帽子扣到了孙灏的脑袋上，孙灏找谁说理去？

自古以来向当权者提意见都让人头疼，

本来表面上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可人世间有一种能力叫想象力，而

统治者的想象力尤其丰富

。明明在劝诫皇帝不要轻易外出巡幸，而皇帝却能将之联想成对于满洲立国之本的挑战，明明是在善意提醒，到了皇帝耳边就成了恶意批评。

若是遇到稀里糊涂的皇帝也就罢了，偏偏遇到的是爱较真又有理论功底的乾隆帝，激起了“真理越辩越明”的兴趣。当大臣的，难道还真指望让皇帝输得心服口服？

本文写作参考了《马背上的朝廷》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有兴趣的童鞋不妨看看，乾隆皇帝为何对于巡幸这个事儿这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