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惨痛失败后,清朝政府试图重振其海军力量。在肃亲王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期间,他深入调查了清朝海军的现状,并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关于重振海军基础的奏折。
当时,清朝的海军虽然失去了北洋舰队的强大实力,但并非完全失去希望。据善耆的奏折所述,1000吨以上的军舰仍然包括:北洋水师的5艘巡洋舰和2艘炮舰,南洋水师的2艘巡洋舰和1艘炮舰,福建水师的3艘侦察舰,以及广东水师的1艘侦察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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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各种吨位较小的炮舰和江上舰。在地域分布上,广东设有鱼雷营,南京和山东也分别有鱼雷营和水师训练营。同时,清朝还设有海军学堂(南京地区称为江南海军学堂),以及黄博、上海、福州等地的船厂和机械船舶制造所。
在善耆的倡议下,清朝政府开始重视并采纳了重振海军的计划。善耆和萨镇冰等四人被任命为海军建设委员。然而,尽管朝野上下普遍认为肃亲王善耆应担任水师部大臣一职,最终却是摄政王载沣的六弟载洵贝勒成为了水师部大臣。
1910年,载洵和萨镇冰等人前往美国和日本考察海军建设。在这次外访期间,清朝政府向各国订购了多艘军舰,包括后来著名的外山舰(原名永丰)、鲸及、龙湍、同安、建康、予章、江鲲、江犀、肇战、应瑞、飞鸿、永翔等。
然而,就在这些军舰即将完工之际,1911年清朝灭亡,这些订购的军舰最终为民国政府所接收。这一转变也可看作清朝海军重振计划的失败,也预示着中国海军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