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屏、郑自毅昆仲是长安杜曲新街村郑氏第一代迁省居住者。

其父郑丽泉处士，“以贫窭衰宗之孤，流离于咸同兵燹之交，遭家不造，仅延一线；又为豪强所欺，力阨苦之。幸获免害，而所业日兴，子孙贵盛，往事乃一不之校，且出其珠累之赀，不问恩怨，惟拯贫困。迨至晚年，义举尤多，岁习为常，故众情翕然盛称其好善好学，内行纯度，略谓……服贾而不辍学，为邦人所重。又云善事叔母，善待遁荒之弟，善处其恩怨之宗党。”（杨懋源《郑处士褒扬玺书书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据陕西省长刘镇华之请，特颁褒扬玺书，许其为“一乡善士”。

而子屏先生亦善根深厚，民初“前师长张凤冈（即张云山）以禁罂粟误捕廿七人，将处以极刑，……闻之即驰赴刑场，晓以大义，廿七人皆得免死。”（宋伯鲁《长安郑子屏先生墓志铭并叙》）后以“当道不能用”而退居樊川，“复重修太乙峪铁索桥、申店桥及其他寺观若干区，并于杜区创办学校，专从事于慈善，利物济人，盖乐而忘倦焉。”（出处同前）很早即在其长安学巷府邸门前创建一微型公园 ——郑氏公园，更是让人深感新鲜并惊讶不已。以此事绝少见载于民国迄今的有关文献，而其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3月16日致其四弟自毅先生家书书末略谓：

……兄近来已将本宅门前两泮池，用土填平，并将对面土丘及瓦砾，一概铲除。已植槐、柳、桐数十株，成小公园，意在与人共乐。三五年后，当可观也。

郑自毅

手足之间，推心置腹，其想法虽极其朴素，而意识则不可不谓高尚超前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据其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5月5日致书通报（告知）自毅先生：“我家已移住长安学巷内十一号”，而其时前文提到之“太峪桥行将竣工，申店桥之堤岸及北申店之路亦将修成。杜曲学校以号舍未修，学生只有三十余名，拟夏后先修号舍，学校可望发达也”，几乎同时或稍后不久，公园的修建即汲汲焉提上日程，而且说到做到，居然还真的将这公园建成了。

1936年5月印行之王荫樵《西京指南》（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印行）第四篇《名胜古迹》之《名胜》节在介绍当年西安众多古今名胜时，曾为之特立《郑氏公园》专条，如此写道：

郑氏公园 又名小小公园。位于长安学巷内，面积仅四分五厘（约300平米强，不足半亩）。内置各种花木，颇有可观。系该巷故绅郑子屏创建。郑氏逝世，渐就荒芜。继由该巷绅民寇文卿等，重加修治，并派专人司灌溉看守，行见恢复旧观云。

白纸黑字，相信是错不了的。可惜这一切的信息，只能永久地沉淀在这早已发黄的故纸中了。

公园是何时不在的（1940年出版的王望《新西安》记载：“郑氏公园 位于长安学巷内。系该巷故绅郑子屏氏所建，又名小小公园。面积仅四分五厘，内置各种花木，颇有可观。嗣以郑氏逝世，渐就荒芜。近由该巷绅民寇文卿等，重加修整，并雇园丁专司灌溉看守，已见恢复旧观云。”可证其上世纪40年代初尚在），又是因何事不在的，无人说，没人写，不得而闻，逝者如斯，人事代谢，恐怕也只能是些永远不能拉直的问号了。

目下唯以尚能说清的是，子屏先生以春秋41岁之盛年，病逝于西安解围不久之“（民国）十六年丁卯四月七日”，亦即1927年5月7日，其时其深爱的四弟自毅先生，正以“共党”嫌疑被羁于广州狱中，其“病殁藩（自毅先生原名维藩），不知其时日，葬殓之际，又不能抚棺临穴”，归里时“先兄逝世已三载已。”公园之转手寇氏等人，应该就在这段时间。

至于寇氏之与子屏先生除过同巷之谊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特殊的关系，及夫公园转手的具体内情又是怎样，为何公园易主之后名称仍称“郑氏”不替，等等，等等，则至今仍复寂焉遮蔽于历史的皱褶之中，无一不是待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