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400多位皇帝中，如果要说最喜欢显摆的人，那就不能不提一提

乾隆

。

论“武功”，乾隆自诩“十全老人”，曾两平金川、淮部和廓尔喀，征讨缅甸和安南，平定回部和台湾林爽文起义。

论“文治”，乾隆5岁开蒙，过目成诵，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一生作诗43630首，还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这位文武双全的皇帝，曾经在写给英国国王的那封信中尽显愚昧，至今这封信，都珍藏在大英博物馆。

那么，乾隆到底这次是如何“丢人”的呢？

这就不得不从他的生平讲起。

乾隆盛世

乾隆

，也就是爱新觉罗·弘历，他是清朝第六位皇帝，同时也是一位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皇帝。

在天时上，乾隆是在25岁的盛年毫无波折地登上皇位的。

此时的清朝已经在顺治、康熙和雍正三代皇帝的精心打理下愈显繁荣之态，而他则生逢其时，在一个绝好的历史节点上登上帝位，之后更是手握专制皇权64年。

在人和上，乾隆幼年便深受康熙皇帝的喜爱，还将他养在宫中，亲授书课。

到了康熙末年，康熙甚至还因为他而在储位争夺中偏向雍正。

至于雍正，他更是在继位之初便亲书密旨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将乾隆立为储君，并选派文武重臣对其进行辅导。

当然，若是仅仅如此，乾隆也未必会将当时的中国推向世界之巅。

在古代，评判一个盛世，往往看其国库、人口、疆域和军事力量。

在18世纪乾隆统治时期，国库充盈，库银长期存有量几乎都在六千万两以上。

人口数量从继位时的1.4亿激增至退位时的2.9亿。

经济总量曾占世界总量的30%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是当时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

再说其疆域。

巩固边疆、维护大一统局面可以说是乾隆最大的功绩之一，其“十全武功”之说便是源于此。

自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公里，约是今天领土的1.5倍。

不仅如此，乾隆还是清朝皇帝中，对疆域的实际控制力最强的。

试问，能成就这样的政绩的皇帝，他自己又怎么会是一个庸人呢？

事实上，乾隆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他虽受父祖庇佑，却也自幼勤勉聪颖，好读史书。

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乾隆正是站在了历史的肩膀上纵观古今，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防患于未然。

威胁皇权统治的多是敌国来犯、农民起义、权臣宦官擅权专政、后宫外戚干政、皇族党羽之争、地方割据等。

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或多或少会因此而掀起风浪，但乾隆却精通帝王之道，一继位就缓和了因雍正的铁血政治而形成的紧张氛围。

严宽相济，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将众多威胁清理于无形之中，从而达到了空前的政治稳定。

除此之外，乾隆还重视吏治、严惩贪腐，期间光是因考绩不合格而降级或受到处分的官吏就超过了六万人。

在继承了重农政策的同时，乾隆也采取了恤商举措。

既以军事力量开拓版图、维护国家统一，又大力鼓励开荒。

可惜的是，乾隆所做的依旧是对历史的重复。

他虽致力于超过父亲和祖父，却改变不了更为根本的问题。

因为无论是多么繁华的盛世，只要无法消除封建的剥削和奴役，它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间天堂。

即便是在最富强的乾隆时代，歌舞升平的背后也依旧是贫困和愚昧。

然而，当乾隆还执着于复制前朝盛世之时，他并不知道，地球的另一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使团已经整装待发，世界格局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以祝贺乾隆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南下访华。

直到1793年秋，辗转游历了一大圈的马戛尔尼使团才终于在朝廷官员的护送下来到了乾隆面前。

觐见君王，首先要做的便是行礼。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在亚洲都处于统治地位，且郑和下西洋后带回的信息也无一不显示着他国之贫瘠。

所以对于这位天子来说，中国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需要依附于中国，在中国的庇佑下生存，漂洋而来的英国也不例外。

理应按照清朝的规矩，三拜九叩以示尊崇。

对于英国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中国的附属国，没有理由要向中国皇帝下跪。尽管经过商议后，此事以英国使者单膝下跪行礼而得到解决。

随后，马戛尔尼即向乾隆献上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

这之中不仅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等新进的科学仪器，还有望远镜、钟表等最新的工业产品，以及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手枪等热兵器。除此之外，还有一艘装备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的模型。

这些礼品它们不仅代表着西方对神秘的东方的敬重，还隐隐暗含着一种“先进”与“先进”的较量。

可惜的是，

当时的乾隆和满朝文武还沉浸在国富兵强的天朝幻梦之中，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也只是一些不必太过注意的“奇技淫巧”罢了。

当然，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目的也并不只是送寿礼，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马戛尔尼临行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委托他务必将乾隆皇帝的国书送到。

在这封国书中，乔治三世提到开放口岸通商、允许英国商人买卖货物、取消转口税或减免税率、给英商提供一定的保障、允许英国人自由传教等要求，以期“各国相互交易，大家都得便宜”。

然而乾隆却以“天朝上国”的傲慢与偏见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还给英国国王“赐”了一封“敕书”。

敕，即敕命、敕谕，敕书则是指皇帝任官封爵和告诫臣僚的文书。

乾隆所写的这封敕书全文仅976字，却处处难掩其愚昧。

仅仅是开头便写到：“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认为英国使团是来归顺讨好“天朝上国”的，念在其不远万里地来一趟不容易，姑且收下这些礼物，但这些所谓的奇珍异宝对于天朝来说并不珍稀。

“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同时在乾隆的信中，还可以看到一个极为关键字眼：

体制。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正如徐中约教授在《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中所说

，“不合体制”

的说法其实是当时中国拒绝外国请求时必然会出现的字眼。

“体”代表着“形式”与“体面”，而“制”则是“制度”或者说是“政治形态”，二者结合起来，便可理解为是指“根本制度”。

而维护根本制度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义不容辞的，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制度，还关乎体面和颜面，指向无形的传统与礼教。

如果同意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那就意味着他人将从瓦解已形成千年之久的朝贡体系而不动声色地动摇礼的概念。

显然，这样的改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尤其是在一个浮华的盛世。

所谓盛世

乾隆和华盛顿都死于1799年，但人们却很难将他们相提并论。因为在大众的意识里，他们并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就好像，

前者是古人，而后者是现代政治家。

出现这样的感觉并不奇怪。

事实上，称乾隆时代是盛世，一定程度上是以一种纵向对比的视角去纵观中国历史而言的。

看不见的是，乾隆在位的60年里：1765年，英国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1783年，美国完成独立革命，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向世界；

到了1793年，乾隆却仍在信中写到：

“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他依旧认为天朝是最强大的国家，所有的“小国”都应该恭顺地依附，寻求天家庇佑。

殊不知，世上已千年。

同为执笔之人的英国使者在此时的回忆录中写下的却是：

“......悲惨的大清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

这些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并不是空穴来风。

天子醉生梦死，百姓民不聊生。

贫穷和腐败早已在盛世滤镜的遮掩下扩散开来，腐蚀着封建王朝的根基，只是身在其中的人却盲目而不自知。

当英国使团回国时，乾隆皇帝为了震慑怀有异心的英国人，还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送宾军演”。

此次军演规模庞大，三军精锐尽出，连同长江水师和驻扎地方的八旗兵都一同参与操练。

然而乾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演戏，在英国使团的眼中却是漏洞百出。

濒临坍塌的城池；

穿绸缎衣裳、手拿扇子、腰挂烟袋的士兵；混乱无章的阵营；落后的刀矛羽箭......

马戛尔尼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摸清了乾隆治下的军事力量。

并断言：“英国两艘军舰就能胜过整个清帝国的海军，半个夏天就能彻底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

他认为，此时的清朝就像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它之所以没有沉没，完全是因为这片土地还有些贤明的君主和官员。可如果战舰上的人不再有才能，那么整艘战舰也将就此沉没。

可以预见的是，

当马戛尔尼使团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带回欧洲之时，也将是中国这座巨厦在西方眼中轰然倒塌之时。

最终，在乾隆死后不到半个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就签下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就这样，

乾隆的一手好牌在“太平盛世”的泡沫里打得虎头蛇尾，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列强争夺的对象。

此时我们不难发现，近代战争的伏笔，其实在乾隆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乾隆的自大愚昧让他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请求，而为了体面，他又节外生枝，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各种积弊暴露无遗。

这无异于在告诉英国：打开晚清的大门，外交手段若是不行，还可以强攻。

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所说：

“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

乾隆终究是一手葬送了辛苦攒下的帝王基业。

可是，为什么乾隆会从一个精明善治的皇帝变成盲目自大的“夜郎”呢？

这在历史中其实也有迹可循。

从1663年到1788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都大力推行思想文化上的高压政策。

文祸之多，在乾隆年间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顶峰。

举国上下逐渐只剩下了一种声音。

大家甚至形成了一种“默契”，群臣负责说好听的话，乾隆则游山玩水，大兴土木，极尽奢靡，在数不尽的赞美中沉沦。

而这，就是乾隆养成自大和愚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