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就规定了，英国政府和清朝政府互相派遣公使，但是，直到1876年，清朝政府才正式派遣郭嵩焘前往英国，成为首任驻英公使。

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驻外公使，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尊严，是一份无比荣耀的职位。可是，清朝时期的驻英公使，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饱受攻击。

郭嵩焘是进士出身，做过翰林，还入值过南书房，与咸丰皇帝朝夕相处，可以说身份相当金贵。假以时日，入阁拜相犹如囊中探物。可是，就因为他做了驻英公使，结果被搞得身败名裂，狼狈不堪，死后连一个谥号都没得到。

那么，是因为郭嵩焘在担任驻英公使时，做错了事情吗？

事实上，郭嵩焘之所以饱受攻击，不是因为做错了事情，而是因为做得太好。

郭嵩焘抵达英国后，按照国际礼仪开展外交活动，获得了英国内外的诸多好评。可是，清朝政府驻英副使刘锡鸿是一个思想极端保守和守旧的人，他看不惯郭嵩焘的所作所为，与他发生了激烈冲突，指责他犯了“三大罪”。

何谓“三大罪”呢？一是“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是“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是“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这是什么回事呢？

先说第一大罪。有一次，郭嵩焘获得邀请，参观炮台。由于炮台上风比较大，郭嵩焘的衣服较为单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衣服脱下来，批在郭嵩焘身上。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刘锡鸿却觉得郭嵩焘丢了脸面，他认为哪怕冻死也不要批英国人的衣服。是不是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臭味？

再说第二大罪。郭嵩焘参加巴西驻英使馆活动时，当巴西国王入场，大家都站起来鼓掌，表示尊重之意。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这是最起码的外交礼仪，却被刘锡鸿认为是有失国体的举动。

最后说第三大罪。一次，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音乐会时，郭嵩焘受邀参加。在座位前面，摆放着一张音乐单。于是，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音乐单。于是又被刘锡鸿抓住“把柄”了。他认为这样做是在模仿洋人，有辱大清公使的身份。

1878年5月6日，刘锡鸿更是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了一封信件。这封信件洋洋洒洒数千言，列举郭嵩焘在英国的所谓“十大罪状”。这些“罪状”是些什么呢？无非就是郭嵩焘夫妇学习外语、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招呼洋人、与外国官员见面时不作揖而握手、与夫人一起参加使馆召开的茶会等。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一下子公开化了。朝廷里的大臣，为了他们分成两派激烈争论。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自然支持郭嵩焘；以李鸿藻为首的守旧派，全力支持刘锡鸿。

那时候，李鸿章虽然权力很大，可还没到“只手遮天”的地步。守旧派的势力很大，下手也非常狠。如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在弹劾郭嵩焘的奏折中竟然“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几乎要一棒子将郭嵩焘打死。

朝廷在左右为难之际，决定将郭嵩焘与刘锡鸿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召回来，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他们的职位。于是，郭嵩焘不得不黯然回国。

【参考资料：《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