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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7月12日，“辫帅”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讨逆有功的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面对西南各省要求恢复国会的呼吁，段祺瑞等皖系军阀本想极力反对，但又不敢公然拒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便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并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并根据新法案重新组成国会。

同年9月29日，北京政府正式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命令，11月1日，“研究系”人士纷入内阁，引发了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军阀的不满，同时更遭到直系军阀、奉系军阀在内的各方势力反对。对于孙中山在南方成立的护法军政府，冯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段祺瑞却渴望独霸北京政权，便坚持诉诸武力，第二次南北战争爆发。在此情况下，段祺瑞被迫下野，“研究系”阁员全体引咎辞职。

不过，段祺瑞对这场政坛“滑铁卢”并不在意，因为他早就留了后手。早在7月份出任国务总理时，段祺瑞就命令心腹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的梁建章宅中组织俱乐部，以收买议员政客，为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铺路，并抵制孙中山在广东组织的“非常国会”。一开始，这只是个寻常俱乐部，皖系政客多以安福胡同梁宅的名义请宴召妓、联络感情。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等人在梁宅开会，决定成立“安福俱乐部”，以3月8日作为正式成立日。之所以用“俱乐部”的名义，是因为“政党”一名为政府所忌讳，“筹安会”又被国民诟骂，所以不敢以政党的身份活动。安福俱乐部内设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下设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下设有股。

其中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相当于各部总长及次长，这几乎是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经商议，公推王揖唐为干事部主任，田应璜为评议会会长，李盛铎为政务研究会会长。众人又商定，重大议案均应由该会决议方可作为俱乐部的定议，凡属安福俱乐部的议员，在国会的参众两院均以定议为统一主张。

眼见国会召集和总统选举日益临近，徐树铮、王揖唐等人设法筹集了一笔“特别经费”，分派成员前往各省操控选举，安福俱乐部自此全面出击。安福俱乐部成员们为了共同的目标，纷纷赶回地盘，以一张选票300至800大洋不等的价格进行收买，一时间“业绩”斐然。

7月12日，民国政府下令召集新国会，王揖唐、曾毓隽出任参众两院会议筹备处处长。月底国会选举揭晓时，两院新当选的472名议员中，安福俱乐部成员就有330人之多，成为毫无争议的国会第一大党，因此这届国会又被称作“安福国会”。

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安福系”本想力推段祺瑞上台，但遭到了直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其余军阀也暗中加以干扰牵制。无奈之下，段祺瑞与冯国璋同时宣布下野，徐世昌出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参战督办。在后者看来，这样既能保证自己低调地控制政权，又能以参战军的名义大肆扩充皖系军队，还能将直系势力彻底排除在外。

更要命的是，“安福系”还钻了《临时约法》的空子。孙中山等人当初在制定《临时约法》时，为防止袁世凯独裁，特意扩大了国会权力，规定参议院可弹劾大总统及国务院，法院对受弹劾的大总统有审判权，国务院受弹劾后由总统予以免职。但无论如何，总统和内阁均无权解散参议院。

由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这就导致当国家陷入政治危机时，总统会被审判、国务总理会被免职、内阁会被解散，但国会却可超然事外。事实上，孙中山等人就是打算以此方式控制政权、架空袁世凯。

然而，孙中山等人并未料到“安福国会”的出现，更没料到这给“安福国会”肆意操纵内阁提供了法律基础。只要对内阁稍有不满，“安福国会”便要求内阁全体辞职并重新组阁，以至于徐世昌在任时，其内阁一直被“安福系”掌握控制，最终破坏了南北议和。

由于“安福系”势力大权独揽，因此成为了各色投机者眼中炙手可热的投靠目标，政坛风气严重败坏。作为段祺瑞的御用工具，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垄断国会、阻碍南北和谈、打压爱国运动，其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的劣迹，令国人为之愤慨，北洋军阀各派纷纷通电斥其罪行，使其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两年后，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在奉系领袖张作霖的协助下，取得了“直皖战争”的胜利，段祺瑞被迫辞职，王揖唐、徐树铮和曾毓隽纷纷向日本寻求保护。

7月28日，政府正式通令缉拿徐树铮等安福俱乐部骨干10人，但大多数人早已逃到租界、使领馆和国外去了。8月31日，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这个徒有政党外表的私人势力团体就此覆灭。

参考文献：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