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吴三桂将山海关交给李自成的部将唐通驻守，他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率所部由山海关入京“朝见新主”。但当他抵达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却突然改变主意勒转马头疾返山海关，然后挥军直扑关城打败毫无戒备的唐通，重新夺占战略要冲山海关。

闪降闪叛之后的吴三桂，再次站到了清军和李自成军的夹缝之中。就算他有天大的野心，就算他原有镇兵加上招纳唐通降兵以及新募兵已经总计有60000多兵力，但仍然远不足以确保他能凭借山海关一隅之地独善其身，他仍然必须首先考虑生存问题。

清初“三藩问题”的形成

1644年四五月间的各方势力，是从北到南一字排开的，居于最北边的清军兵锋指向山海关，然后是手握六万大军的吴三桂局促在山海关的一隅之地，山海关向南是入主京城的李自成军，江淮向南是尚未成为主战场的南明。

这种谁都不占有绝对地利的势力格局，注定了谁都不能独善其身，短暂的对峙可能出现，但长久鼎立的局面绝难维持。清军是要入关的，要想顺利南下，找吴三桂合作是唯一的捷径。而吴三桂要想生存下来，不投靠李自成军，就只剩投靠清军。

最先给吴三桂出主意的是他的军师方献廷，方献廷说：“李自成大军必来取关，孤军难胜，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所谓北兵就是指清军，这个说法相当委婉——请兵灭贼。当时，李自成已亲率十万大军出齐化门直奔山海关，形势不容吴三桂再多做扭捏，他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北上去接洽清摄政王多尔衮。

吴三桂在信中说：“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这是一个太过理想化的借兵灭贼计划，给清军安排的进军路线是取道喜峰口、墙子岭，绕道入塞从李自成军的侧后发动攻击，显然是不希望对方染指自己对战略重地山海关的掌控。而“裂地以酬”四个字，则等同是事成之后平分天下。以至于有人把吴三桂的请兵灭贼和最后的反清称帝，说成是吴三桂既未降清也未复明，但无论他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他降清的事实都是无可否认的。

多尔衮读完吴三桂的信，应该是要笑的，既为吴三桂与李自成决裂而笑，也为吴三桂的天真想法而笑，他给吴三桂回信说：“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在此之前，多尔衮原本按照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率清军绕路赶往蓟州、密云一带，打算从那里入塞与李自成军决战。但此时已经没有再去草原上喝风沙、绕远路的必要了，他亲率清军改变路线径直向山海关奔去。

在清军赶到山海关附近时，吴三桂在李自成的强大攻势下已经难以支撑。多尔衮见状并没有马上去帮忙，而是命令清军“驻营于欢喜岭，高张旗帜，休息士卒”，而支持不住的吴三桂则先后派八九拨使者去请清军出战，但一次也没有请动，最后吴三桂不得不亲自突围驰往清营求助。

从明朝京城陷落到吴三桂迎清军入关，中间只有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内外形势发展之快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吴三桂的所有如意算盘都没有打成。在消灭李自成军主力后，清廷曾一度调他出关镇守锦州，这用意也是没谁了。若非关内抗清义军又闹出声势，吴三桂估计永世会被摁在清廷的龙兴之地。

1659年，清平西王吴三桂率军攻下云南，清廷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成为总管西南一切军民事务的诸侯王。在此前后，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也相继在福建和广东开藩设府，各自成为镇守一方的诸侯王。

清初“三藩问题”的激化

在镇压农民军和追杀南明残余势力的过程中，三藩日益壮大成为当时清廷中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而吴三桂则最终成为了分裂清朝统一的三藩之首。

清初三藩事实上的割据独立有着三大方面的显著体现。首先是财政上的独立，虽然清初有“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的说法，但这并不表明三藩在财政上必须依赖清廷，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生财有道，而清廷户部无权也无法向他们查账。

比如，吴三桂强占沐氏的700顷庄田以及大量圈占民田和卫所公田作为藩庄，又广征关市以税收敛财，还榷盐井搞垄断专营、开矿鼓铸自行铸造钱币，并与周边开展茶马贸易、药材贸易和向商人放贷，种种生财门路无所不用其极。福建和广东的耿、尚两家也同样是占屋圈地、经商括财、强征市税。耿精忠在福建纵令下属夺农商之业，“苛派夫役，勒索银米”。尚可喜在广东私市私税，又令属下私充盐商，并通过广州对外通商，每年获利达数百万两白银，他们都完全可以在财政上做到独立。

其次是治权上的独立，吴三桂“所辖文武将吏，选用自擅，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在其封地范围内的政务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而且吴三桂不仅依仗其选任官吏的权力在云、贵、川任命自己的人，还与清廷吏兵二部争抢陕、甘等地文武官缺的任命，以至于当时有西选之官遍天下的说法。特别是吴三桂的部将王辅臣、李本深、吴之茂、吴得功、刘之复等十多人在多地任提督、总兵等重要职位，所以当时又有三藩势力几及全国之半的说法。

第三个方面的独立，是他们在军事上的完全独立。“三藩”兵丁多达十数万，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自成一体，拥有独立的指挥系统，而当时清廷八旗军的兵力不过只有二十万左右，兵力优势并不突出。不仅如此，顺治年间平定云贵后参与作战的八旗军在战后全都撤回了北方，清廷在“三藩”的地盘上基本是没有军事存在的。

此种局面的存在是清廷必然不能接受的，等到天下无事、一派升平的时候，任何一位皇帝都会要把国家大权，全部拢到以他为主的一条线上去。当时康熙虽然还很年轻，但这样的心思已经很重了，他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

康熙二年（1663年）收回吴三桂的“大将军印”，康熙五年（1666年）限制吴三桂的“西选之权”，康熙六年（1667年）又解除了吴三桂总管滇黔两省事务的特权，并调派强硬派官员甘文焜、朱国治到云南任督抚，与吴三桂展开周旋，双方的关系自此之后日益激化。

清初“三藩问题”的解决

曾有人评价说，康熙平定“三藩”是“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而这个节目追求的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统一。虽然清朝已经在形式上取代了明朝，但只要“三藩”的割据独立一日不消除，清朝就一日不具备明朝的那种大一统王朝地位，明清鼎革的朝代更替就不算真正完成，这就是存在于清廷与三藩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但也应该看到的是，康熙解决三藩问题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并不必然要解决掉吴、耿、尚三个家族。可是问题的难点也正在于此，吴三桂等人的眼光格局很可能并没有这么大，他们不愿意相信清廷削藩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而更愿意相信清廷是为了跟他们争权力、抢地盘，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势爵位与荣华富贵，也更惶恐于削藩后身家性命的安危。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三藩中最先想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尚可喜。尚可喜很早就有引退的打算，在顺治年间广东收复之后就曾请求北归辽东。而且为了向清廷表明心迹，他很早就将长子尚之信遣送入京。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意识到三藩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了保全家族向清廷请求留长子尚之信镇粤嗣封，自己带家族其余人等迁回辽东海城。

但康熙这时候有些急进了，也是尚之信在京期间骄纵跋扈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康熙决定不再等待，顺势批准了尚可喜的请求，并要求尚之信不必留粤嗣封，尚家一个不留全族迁回辽东。康熙这个做法多少是有些过头的，但年近七旬的尚可喜平静地接受了命令，他带领全族收拾家当、打点行装准备回老家，但就在行程日期都已经报告给清廷的时候，吴三桂起兵了，最有希望的第一个和平削藩被打断了。

这种情况下，康熙会怎么对待尚可喜呢？会催促他提前上路吗？康熙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命令尚可喜暂停迁返留镇广东。此后三年间，尚可喜坚持效忠清廷，坐镇广东牵制十余万叛军无法全心北上，对最终平叛是有很大贡献的。所以“三藩之乱”的表述并不准确，康熙和平削藩的策略在尚可喜身上是可以成功的，真正叛乱的是另外两藩。

另外两藩如果也能接受和平削藩的安排，带着家产回到辽东安享富贵，也算是免天下兵戈之灾，为国家统一做了贡献，康熙完全有理由、有度量让他们平安终老。比如，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是建宁公主的驸马，他在削藩后虽然做不成王爷，但依然会有官有爵得享富贵。而且从平定“三藩”后康熙的善后处理来看，除了耿精忠和尚之信被处死外，耿、尚两家其他人并未有性命之忧。

吴三桂大概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但是他有心无力也无此才德，靖南王耿精忠也只算是一个愚蠢的追随者。虽然吴三桂及其响应者的兵力一度达到四五十万人，但两藩之乱的败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首先从战略上讲，吴三桂只想着占据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没有越江北上的坚定决心。甚至妄想以叛乱初起时的有利局面，迫使康熙跟他和谈以便平分天下。这种志短的举动，除了给对手增添信心外，就只剩贻误战略时机了。

其次从道义上讲，吴三桂不发难于明裔犹存之日，而独抗命于清廷已定之时，明确无误地表明他的祸乱举动实在是因为“怀‘藏弓烹狗’之虑，深‘市权固位’之念”，说白了就是纯粹为了私心、私利、私念。私到什么程度呢？私到连他身在京城的长子性命安危都不顾。

最后从大势上讲，当时人心思定已是主流，所以绿营兵能够成为康熙平叛的主力，吴三桂逆统一之大势的举动得不到广泛的接受。最终他和他的后人们的覆亡路径，几乎和南明朝廷是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