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四川，占领成都，改名西京，称大西国王，年号大顺。

大西元年秋季，张献忠在成都举行第三次开科取士，因查出成都士子颜天汉等人与李自成义军有书信往来，遂逮捕了他们。开始士子们多半观望，害怕招致杀身之祸，拒不赴选，后来由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张进行公开诽谤，还杀伤了不少监守兵士。张献忠本就敌视李自成义军，对于投靠李自成欲“图谋不轨”的四川士子，极为愤怒，就采取暴力措施，不分青红皂白，将应考的进士，举人，贡士等全部屠戮殆尽，以致笔墨堆积如冢。对于医僧匠役，张献忠也不放过，“或托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土之类，悉诱之杀之。”

不久清兵打败李自成，继续南下，大西政权成为清军，残余明军以及地主武装的主要攻击对象。在外有强敌压境，内有地主武装暴乱的严重形势下，张献忠认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派出军队四处进剿，对那些负隅顽抗的明军，罪大恶极的宗室，以及暴乱的地主武装，加以无情的杀戮，进行了坚决而残酷的镇压。镇压行动一发而不可收拾，除了明朝宗室，文武官员，恶霸地主外，普通百姓也不免罹难而惨遭屠戮。身处乱世，他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一一甄别哪些是普通百姓，哪些是暴乱分子，无可避免造成了杀戮和镇压扩大化，普通平民也遭到无辜滥杀，四川地区陷入到腥风血雨中。

《明史.张献忠传》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他的杀人手段多种多样。他诡称开科取土，将士子集于成都西南青羊官全部杀戮，死者使用的笔墨堆积起来似坟头一般。 又在成都中园活埋百姓、 斩杀各路卫籍军98万。还派4将军分包各地屠杀府县百姓，名为“草杀”。献忠上朝时,呼来数十条狼狗，凡是被狗嗅出有异味者，一律推出斩首，名为“天杀”。自创生剥人皮的酷刑，如果犯人的皮未剥尽而先气绝则施刑者抵死，将帅士卒也以杀人多少而论功行赏。

清人笔记中记载的献忠杀人手段毛骨悚然，不仅其杀人花样繁多 ，而且件件亘古未闻。张献忠常常把小孩抛至空中，他在下面用铁矛相接,孩子被矛头穿身而死，他以听其惨叫为乐。他杀人后还爱积攒女人的小脚，很快堆积如山。这天，他带着爱妾去观赏。献忠觉得那山一般的小脚堆上还缺少两只精巧的小脚做顶尖,遂将爱妾的脚砍下来放上去。献忠杀人之多难计其数,每杀完一批人后， 要把头、手、脚分别堆积起来，再点清数目，记在账目上，最后刻在石碑上。他对自己的杀人动机还蛮有理由，七杀碑上说:“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表明其杀人行为是替天报复的。有时献忠杀人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譬如他杀状元的故事，因为对状元钦佩至极，想要弄明白这人为什么满腹经纶,结果便将状元的肚子剖开观看。

《明史》中，张献忠被描述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是“天煞星”下界，视人命如草芥，以杀人为游戏，“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遂使“川中民尽”，不得不“谋窥西安”。历史学家考证了张献忠杀四川人的原因。献忠年少时，与父亲到内江卖枣谋生，其父受到当地人侮辱并遭暴打，他遂发誓说:“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民间也有传说，献忠率军由湖北进入四川时，在碚石野外解手，不巧手抓着活麻，手和臀部被刺得生痛，顿时惹恼了他，献忠十分气愤地说:“想不到四川人这么厉害，连草都凶狠欺人，我就从这里杀起。”鲁迅先生认为张献忠开初并没杀很多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清兵入关，自己已是穷途末路，才大开杀戎，杀，杀，杀……

一些历史学家提出异议，“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实是对张献忠的恶意诋毁和诬陷，他不可能杀这么多人。四川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明朝统治者对四川起义军的镇压屠杀，及连年与当地少数民族间的征战。清兵南下时，农民军，残余明军与之交锋及天灾频发、瘟疫流行等因素也造成人口的锐减。康熙十二年,吴三桂的叛乱也使四川百姓惨遭屠戮，成为战乱中的牺牲品，致使人口进一步缩减。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也杀了一些人，但大部分是明宗室恶霸地主及顽抗的明军等,并没有滥杀普通平民。至于《明史》中说他在四川杀人“六万万有奇”，如同天方夜谭，只能当恐怖故事听听了，不能信以为真。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农民起义都免不了伤及无辜，张献忠的尽屠和屠城政策,是为了维护大西政权，对那些已投降了的明朝官员的复叛及地主武装的暴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不能过分强求其无一错杀。张献忠牺牲后,梓潼的百姓为其在七曲山文昌庙内塑了神像,以示纪念。从侧面证明了张献忠确实没有屠蜀,否则百姓是不会为一个杀人魔头立庙祭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