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陷逆境时，中国古代文人会从自身的学养中汲取营养，将毕生所学转变为他们克服困难、走出逆境的精神道路，这就是“文人”这一身份的价值所在。

为了摆脱痛苦和孤独，南宋末年的文人英雄从经史子集中寻求力量，用哲学思想和宗教精神激励、安抚自我，在此过程中，他们让心灵逐步松弛下来，提升了自我的思想境界，完成了文人精神的超脱。

一、以儒家哲学观激励自我

骨肉相离的痛苦、独行于世的孤独，这些负面的情绪都仅仅存在于此岸世界。如果承受伤痛的人想要抚平情感上的伤痕，那么他们就需要借助一种更为宏大的视角，以此看淡此岸人世的命运。在精神思想层面，儒家的天命观和生死观引导文人英雄形成一种超越生死的心态，鼓舞他们从容地看待自己的一生。

儒家价值观催人进取，有明显的入世倾向，然而从古至今，儒家文人的入世之旅绝非一帆风顺，他们往往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创痛。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儒家是否提供了相应的思想理念抚慰他们的心灵，从而给予他们面对命运的勇气？诚然，儒家主张人应当有积极的意志，对外表现为热情参与国家政治，在论及国事时能够“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对内则表现为修身养性，追求忠孝仁义等价值伦理，“存其心”“知其性”。

但是，儒家从未否认人的意志和能力是有极限的，在人力之外，有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天命摆布着人的一生。先秦儒家曾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是“莫之致而至者”；“天”，是“莫之为而为者”。

承认了“天”或“命”的必然性和无可把握的特性，至少能够安慰那些在世上全力以赴却一无所获、德行无亏却受到不公对待的文人，毕竟人生的一些际遇只能托付给天意，非人力能够补救。

文天祥说：“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于不得不然，若天实使我为之，此之谓令，而自然之命也。”（文天祥《跋彭叔英谈命录》）家国危亡，时势需要英雄来力挽狂澜，文天祥只能接受并体认这样的天命。

“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业于当世……盖不幸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扛御，天实驱之，而非夫人之所欲为也。”英雄挺身而出，竟是他们深受命运为难的结果，他们的壮举饱含了被天命推上风口浪尖的无奈感。

既然天命如此操控着人的命运，那么，人是否就该毫无作为，坐以待毙一般地听任命运的安排？儒家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儒家把人生的种种磨难视为天命对人的考验，正如那段经典的论述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以这样的心态看待天命，才能够“上不怨天”，而无所怨尤就是人在遇到磨炼时泰然处之的前提。

其次，儒家宣称人应当对天命有所认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的含义，即了解命运对人有着强大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蕴含了“天”赋予人的重大责任和生存意义。最后，儒家强调人应当努力“尽人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所谓“谋事在人”，即便命运左右人事，人也应当尽力而为，以足够的胆识去积极承担天命。

因此，文人在体会到无奈感之外，更多的是从天命那里收获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具体到文天祥等南宋末年的文人英雄身上，就是充盈于心间的“正气”。这种“正气”“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它已超越了“忠”“孝”“义”等道德人伦范畴，成为上天意志的代名词，传达出一种近于宗教信仰的情怀，因而也促成了文人在“天命”之外重建精神命运的可能性。

当文人挣脱现实命运的维度，上升到精神命运的层面去回望一生时，也许能或多或少地消除一些朋友离散、亲人受苦、儿女夭亡带给他们的痛苦情绪。谢枋得曾写下一句看似残酷的诗：“此时要看英雄样，好汉应无儿女情。”一个“应”字，暗示出英雄并非出于本心或天生无情而舍弃了自然的、正常的儿女情，他们的无情实乃出自时势的要求，只有积极承担上天赋予的使命，获取一种高贵的精神命运，才会抵消他们在现实命运中抛却亲情的难受。

而且，儒家的生死观也同样启迪了英雄文人平静地对待现实境遇。《周易·系辞上传》里的“原始反终”，表明了生死同为一体，生是起点，死是归宿，但起点和归宿可以相互转化，构成生命现象的自然循环过程。在生与死之间起着催化作用的，是宇宙间流转的“气”。

“物生者气聚也，物死者气散也。”“气”的聚散造成了人的生死。依照这样的理论而言，人的生死就和阴阳运行、昼夜交替一样，和天地万物有始有终地发展一样，反复往来，生生不息，同属自然变化之理。用这样的眼光正视死亡，能够淡化亲人之死带来的痛苦，也能让人在面临自己的死亡时无所畏惧。

文天祥曾谈到他对生死的理解，他认同传统儒家对生死的看法。生死面前本无小事，不过生与死既然一致，那么人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完全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痛苦的理由。一旦突破了这层现实痛苦，发现了精神命运的价值，文人便能抱着乐天知命的旷达心态，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洞悉世事变化的规律，从而探寻忠孝仁义等儒家道德伦理的真谛，行使天命赋予他们的职责，光明磊落地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

二、援引宗教精神安慰心灵

当人在此岸的现实世界中承受了种种苦难之后，难免会想要寻找能够将他们的精神引渡到彼岸，用更高的眼界再次审视自己的人生。宗教满足了人的这一精神需求。文天祥、谢枋得等南宋末年的文人英雄与“方外”人士多有来往，在道教情怀的感染下，他们渐渐洞察世事，参透人生，形成了慕仙出尘、超凡脱俗的心理倾向：

收心归寂灭，随性过光阴。（文天祥《偶赋》）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敛便神仙。（文天祥《遣兴》其二）

功名、忠孝，都是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追求，然而这些诗文中流露出了轻视儒家的情绪。文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一方面是因为名缰利锁和道德要求不仅让人疲惫，甚至还给人带来极大的伤痛，由此总不免产生遁世的念头，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他们在历经人生的起伏之后，开始重新思考自我存在的意义。试看：

北风吹满楚冠尘，笑捧蟠桃梦里春。几岁已无笼鸽客，去年犹有送羊人。江山如许非吾土，　宇宙奈何多此身。不灭不生在何许？静中聊且养吾真。（文天祥《五月二日生朝》）

“江山如许非吾土”，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他们茫然失措。从道德品格上讲，文、谢等人是伟大的英雄，是崇高的忠臣义士，但抛开这层精神身份而言，他们在亡国灭家的现实生活中，仅仅是遗民和囚徒，是在异族统治下无处容身的“飘萍”。为了在天地间找到立足的依据，他们只能向蓬莱丹丘寻觅生存的意义，让“神”逃脱“形”的拘役而与宇宙相通，达到看透生死、“不灭不生”的超然之境：

心无随境变，意自与天通。（文天祥《自遣》）

在意与天通、遗忘形骸的精神旅途中，文人英雄的心灵获取了超然世外的体验，他们长年沉溺于人间苦事的紧张情绪得以舒缓。谢枋得那句“尘中安得见心人”是他自身心境的写照，同时，竟也巧合地道出了郑思肖的心声。无友而“独狂”的郑思肖在凡尘中难得知己，便亲自打造一个超越尘世格局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时而是醉乡梦景，时而是神仙图卷。

忠臣义士在援引宗教精神以安慰心灵、反思自我的同时，仍旧不忘他们在现实中作为儒家士大夫的身份。在他们看来，践行忠孝仁义等道德伦理是澄净真心、超凡入圣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人能够为了维护道德情感和人间正义而牺牲，那么他便有可能得道成仙，在彼岸世界或异想空间获得尊贵的精神身份。基于这样的信心，他们得以存守正直的道德观，去除对生死的执念，看轻此岸世界中关于死亡的痛苦和威胁。

结论

概而言之，文人英雄的超脱心态以清晰的自我认知为前提。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两种身份：首先是作为儒家文人士大夫的世俗身份，其次是具有宗教性的精神身份。

两种身份是相互关联的。世俗的文人士大夫为了摆脱现实痛苦向宗教求援，而当他们在宗教情怀的引领下追求精神超越的时候，却难以脱离儒家的道德关怀，但是这层关怀并没有牵绊他们超脱自我的步伐，反而为他们取得超越性的精神身份奠定了基础。

在双重身份的共同作用下，文人英雄渐渐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掘生命和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而看破死亡和人生，达成精神品格的升华，让自己那颗在俗世中千疮百孔的心灵得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