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个人个性强烈发展的时代，崇尚（赖活不如好死）的生命原则，这样的信念何以被后世遗忘？ 战国，是战争规模持续升级的时代，富国强兵是国君放不下的目标、人民躲不掉的日常，又如何衍生历史诠释权争夺的现象？

雄辩，是战国的风格标志。 墨家以（天志）保证兼爱; 孟子让仁义在战国现实中还有用武之地; 荀子讲礼的约束训练; 国际秩序则取决于纵横家的穿梭游说; 而在南方的楚文化，神话与异界交织的环境里，还有个书写个人极端情绪的屈原。 最后胜出的法家，靠的是现实示范，由此建立（绝对王权）的起点。

秦朝是个早熟的帝国，抗拒死亡、相信久长，是秦始皇的执念; 雷厉执行一统、重今贱古，是秦始皇的野心。 但法家的“轻罪重罚”，形成庞大的刑徒部队，竟成为秦帝国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秦所建立的这个大一统帝国，有着概念想法和实践执行上的一定落差，几百年的（共斗不休），无法建立有效的列国和平并存秩序，迫使秦彻底改弦更张，放弃周代分权式的政治安排，转为中央集权，然而要由中央来掌控那么大的土地、那么多的人口，具体所需的条件，即硬件和软件的条件，其实都尚未成熟。

这是一个早熟的帝国，早熟意味着缺乏许多有效地让这样庞大帝国运作的环节，因而产生了内在的诸多问题与困难，这些问题与困难，很多和皇帝本身的能力无关，而是源自制度本身的缺失，或者换一个方向说，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缺失，得靠极有能力的皇帝才有办法真正运作起这个大体系，现实中绝大部分一般、平庸，甚至不及平庸的皇帝，就只能坐视大体系的堕落、崩坏了。

法家将整个社会打平，取消自然多元及层级的做法，绝对不是最理想的，违背自然人性，将一套固定的模式强加在天差地别的地域与人群上，必然引发各式各样的后遗症。 然而在战国末年，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从儒家、道家到名家、阴阳家，给的都只是理论，不是实际的制度，在执行的制度面，法家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

对比西方十八世纪最热闹的政体讨论就明白了，欧洲当时也想要找出取代没落、僵化封建王权的制度，在讨论中互较长短的，都有自己的一幅蓝图，从彻底的集权到彻底的民主分权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认真思考并进行细节规划，那是一个真正热闹的政治意见竞技场，逼着每一种立场的人都要有具体制度与改革程序的规划。

相对地，虽然我们也用政治思想的概念去整理春秋战国的各家思想和论理（例如萧公权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但这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具体制度设计上的想法。 真正落实到制度面的只有法家。

法家将国君的权力不断往上抬，抬到近乎绝对的地步，皇帝的（诏）、（令）就成了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则，高于包括传统（礼）在内的一切规范，如果不遵守就会遭到严苛的惩罚，这样的安排，和儒、道等各家的态度相反，其他各家的出发点是寻找真理，寻找一套普遍的原则，期冀依照找到的真理、原则去建构起现实秩序。 法家不只跳过了抽象真理、原则的讨论，还反过来从现实出发，先建立起国君的绝对地位，然后让国君、后来的皇帝来决定真理，皇帝就是真理的最终依据。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 ......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这是泰山刻石的内容，也是秦始皇巡行刻石上典型的字句，表明了皇帝即位制定种种制度，皇帝就是一切的权衡，皇帝决定了一切事物的（法式），琅琊刻石也说：（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由皇帝诏令所构成的《法度》，是《万物之纪》，决定了人世间所有的关系规范，这是对皇帝地位的最高推崇，皇帝不只在权力所构成的秩序中心，这整套秩序就是他建造起来的，他就是真理中心，不是说皇帝所言所行都符合真理，而是皇帝的所言所行就是真理。

这样的新秩序中，皇帝当然不会错、不能错，这是扭曲且专断的决定，必然带来许多严重的后遗症。 在没有其他现实主张对手的情况下，法家的论点迅速升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法家所构想的，是一套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完整周密的制度，像是许多零件没有组好就上路的车，状况好、运气好、驾驶的技术也好时，这辆车或许可以顺利跑上一百公里，然而只要状况、运气、驾驶技术稍有差池，车就开始逐步解体了，再跑一段距离，终会到车体散开、不得不重组的地步。

两条没走的路，两个错失的机会

战国长期混乱之后，换来了一个庞大、早熟的帝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让列国可以和平共存的秩序，这是一条没走的路。 另外还有一条没走的路，是由吕不韦所编撰的《吕氏春秋》所呈现的。

吕不韦势力最盛时，集合了众多门客，编出一大本《吕氏春秋》，那是类似百科全书般的书籍，换句话说，《吕氏春秋》在基本用意上，和战国时期的其他书籍大异其趣，百家争鸣时，写书留下记录的第一项前提就是表明家派立场，为了将自己的家派和特定的立场说得更清楚、更强烈，才诉诸于著述手段，然而《吕氏春秋》挂了吕氏二字，是吕不韦的名字，但吕氏不是一（家），也不属于任何（家）。

法家先驱——管仲

《吕氏春秋》要将各家各派的说法齐集在一起，形成一部大百科，将这些过去不同来历、彼此争执的知识与主张整合起来。 《吕氏春秋》的表面结构，用的是月令季节自然循环变化，接近道家; 碰触自然规律时，用的是阴阳家的概念; 但从自然联系到人文现象时，又明显偏向儒家。 而《吕氏春秋》产生于法家大本营─秦国，其中当然也会有许多法家的成分; 当谈到社会安排时，又掺入了一些来自墨家的影响。

从比较负面的角度看，这像是个大杂燴，什么都拉进来; 但从比较正面的角度看，这样的取径应该有其更深刻的意义。 徐复观先生就认为，《吕氏春秋》的内容不单是贪多炫耀，内在其实有着一份创建大融合系统的严肃用心。 这是还来不及充分消化的一个诸子百家初步综合体。

同样是因应渴求秩序的时代背景，《吕氏春秋》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可能，不是把法家抬到最高，压倒甚至取消其他各家，而是建立一个较大的框架，尽量兼容并蓄，让各家主张在这个框架下互相折衷，最后产生出每一家都有一点的新体系、新秩序。

因为秦国的内部斗争，吕不韦垮台了，换上李斯当权，不要小看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从《吕氏春秋》明白看出，吕不韦的政治视野是整合式的、包纳性的，但换成李斯，却抱持着近乎绝对的法家立场，要取消其他各家意见，取消法家态度以外的任何异质空间，如果吕不韦没有失势，如果吕不韦在秦统一的过程中有更大的掌控权，他的综合主义路线应该会让秦出现很不一样的政治运作，也让后来的中国历史呈现很不一样的面貌。

宏观来看，这两条没走的路就是两个错失了的机会，也就是说，中国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出现了皇帝一人专制的帝国系统不是必然的，不应该被视为唯一的可能，更不能被解释为内在于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不可改变的命运，所有历史变化的发展，一定有其偶然机遇，一定存在着现实以外的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