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论皇帝权力，明清皇帝其实没区别。都是皇权独揽，理论上都可以驯服大臣。

很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和朱棣。

这爷俩在位期间，哪个明朝大臣敢不服

一个不服砍一个，一百个不服砍一百个。

大臣被杀得鸡飞狗跳，谁敢跟皇帝较劲？

但是，皇帝大权独揽，工作量是很大的。

朱元璋废了丞相，将皇权和相权合并。皇帝看似是大权独揽了，爽歪歪了。但大权独揽的结果，意味着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光批阅奏章就要花上大半天时间。

这对于身体素质好的朱元璋来说，没什么。

但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皇帝，如明仁宗，就太要命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所以，除朱元璋外的大部分明朝皇帝，都愿意把部分权力交给内阁、司礼监，甚至是六部九卿等衙门。让大臣处理国家政务。

具体来说，皇帝放权后，明朝中枢的行政流程是这样的。

如果是小事，官员上奏折，内阁票拟，也就是批复环节。

司礼监批红，也就是盖章环节。

六科给事中负责封驳，也就是审查环节。

当“打报告→批复→盖章→审查”的一套流程走完后，再交给六部等衙门去执行。

如果是大事，则是皇帝主持群臣廷议，内阁不参与，最后靠投票，选出一个结果，交给内阁批示，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

如果是很大的事，皇帝会把内阁、司礼监和群臣叫到一起开大会。一起商议怎么办。

从这个行政流程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明朝皇帝都很依赖大臣。如果没有大臣帮忙，国家机器根本无法运转。

而皇帝既然指望大臣帮自己干活，既然要依靠大臣维持统治机器运转。那他不得顺着点大臣么？

特别是通过科举，正儿八经考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人家凭本事获得的官僚身份，皇帝能不适当地照顾这些读书人的面子？

用现在的话说，老板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明朝皇帝都会适当容忍大臣对自己的批评，并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

典型例子。

海瑞骂嘉靖，说朝廷乌烟瘴气，都是因为嘉靖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务正业导致的。

嘉靖被骂了，气得不行，很想杀海瑞。但又怕世人非议，把海瑞比作忠臣比干，把他比作商纣王。最后只能是把海瑞关起来了事。

等到明穆宗继位，穆宗也想要个好名声，就把海瑞放了。不仅放了，还升了官。

如果皇帝实在是被大臣气得不行，实在忍不住了，硬要修理大臣。一般也只是罢官，或是拿板子打大臣屁股。

典型例子。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批评万历皇帝贪财好色。万历气得暴跳如雷，指示内阁修理雒于仁。

但内阁首辅申时行不同意，表示最多只能安排雒于仁退休。

万历不想为了这点事寒了群臣的心，最后也只能是惩罚雒于仁辞职了事。

总体来看。明朝皇帝，只要成年了，都是有实权的。

这个实权很大，只要皇帝想，理论上随时都可以收拾大臣。历史上的明朝皇帝，并不乏杀朝廷重臣的案例。比如崇祯，内阁首辅都让他杀成了高危职业。

但是，由于明朝皇帝缺乏一个只效忠于皇权的基本盘。

朱元璋时期打造的藩王体系，在靖难之役后让朱棣废了。以致大部分时间里，明朝宗室都是被圈养的存在。根本帮不上忙。

朱棣留下来的功勋集团，又因为土木堡之变死掉了大半。以致后来靠拍皇帝马屁或以外戚身份崛起的新兴功勋，被靠科举正途上位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只能担任一些只拿工资不干活的虚职，很难进入权力中枢。

至于厂卫，那根本不成体系，不能负担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重任。只能作为牵制作用存在。

于是乎，科举文人就变成了皇帝唯一可以依赖的群体。而当皇帝又必须要靠他们来维护统治机器运转时，那科举文官们自然就有了与皇帝叫板的资本。

虽说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文官并不能够威胁皇权。但这并不妨碍不怕死的科举文官与皇帝叫板。

相比于明朝，清朝皇帝也很依赖大臣。但与明朝最大的不同是，满清统治集团带有很强的部族色彩。清朝皇帝是自带八旗基本盘入关。八旗的存在，使得清朝皇帝可以不完全依靠科举文官来维持统治机器运转。

典型例子。

康熙时期的明珠、索额图；雍正时期的胤祥和胤禄；乾隆时期的傅恒、和珅；咸丰、同治时期的奕訢。就都是八旗出身，属于宗室或功勋身份。

像这种纯粹靠投胎，非科举出身的人，出任宰辅，搁在明朝中后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清朝却是常态。

另外，清政府还卖官鬻爵。

一个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买功名。然后步入仕途。

比如雍正时期的岳钟琪、李卫，咸丰时期的胡林翼就都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他们的政绩、军功，可圈可点，都曾出任过督抚级的职务。混得并不比那些靠科举上位的文官差。

像这类靠捐官出仕的人出任督抚，搁在明朝中后期，也是不能想象的。但在清朝，却也是一种常态。

由于清朝皇帝可选的储备干部多，既有八旗出身的，还有买官上位的。所以，清朝皇帝对科举文官的依赖性自然就大大下降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特意照顾他们的面子了。

而那些买官上位的，靠投胎上位的，他们能上位，不全是凭自身本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皇帝的提拔。

就拿十三爷胤祥来说，他在康熙时期只是光头阿哥，没有爵位，没有职务，并不受康熙的重用。他能成为铁帽子亲王，完全是雍正提拔的结果。而他为了报答四哥的提拔，对雍正的新政是不打折扣的执行。最终获得了雍正的无条件信任。

还有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也是如此，他六十岁才获得皇帝重用。为了表现自己，他主政河南期间，为了推行雍正的新政，甚至不惜与官僚士绅阶级翻脸。也就是与自己所属的阶级翻脸。

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清一朝，无论是非科举上位的官员，还是通过科举上位的官员，理论上都要巴结皇帝。

你不巴结皇帝，可能连官都没法做。不是说你考上了功名，考中了一甲头三名，大清朝廷就一定会像大明朝廷一样重用你。没这回事，大清不是大明。

当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要巴结皇帝时，情况一下子就倒转了。清朝皇帝根本不需要像明朝皇帝那样，刻意做样子，虚心纳谏。大部分官员自然也就被训得服服贴贴了。

所以，清朝的科举文人怂，跟什么文字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清朝皇帝有自己的基本盘。引入了竞争机制，迫使大臣们不得不选择躺平。

不过，官员被皇帝驯服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清朝后期。

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朝廷根本管不住那些封疆大吏。

典型案例，刺马案。

堂堂两江总督被人莫名其妙刺杀，慈禧派人去彻查，结果竟然因为害怕激怒湘军，只能不了了之。

还有东南互保事件，老佛爷都被洋鬼子撵到了西安，东南九省的督抚竟然坐视不理。而且朝廷事后还不敢追究责任。

虽说封疆大吏不听最高统治者号令的事，明朝也有。但明朝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崇祯统治后期，也就是快要灭亡时。明朝哪怕是崇祯在位中前期，皇帝说话也还是好使的。

然而清朝同治时期，最高统治者说的话就不好使了。

因此可以说，在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原有的统治秩序就不存在了。就该灭亡了。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就是被实力派大臣推翻。

清政府后来又活了50年，完全是靠着西方列强帮忙维持，才没使这艘破船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