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文豪，是民族魂，是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

他的文章辛辣、犀利，似投枪，似匕首，笔锋纵横，所向披靡。

可这样优秀的他，却说自己的文章太幼稚，好的文章，应该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鲁迅。

一、悲伤困顿，是鲁迅的自我否定

1909年8月，鲁迅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日生涯，回到故乡。

因为学历和家庭变故原因，回国后的鲁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那时清朝还没有灭亡，绝大多数人脑后都拖着一根鞭子。

但鲁迅却不是，他剪了短发，常喜欢穿着洋服，而不是长袍马褂。

一般的老师，走路弯腰曲背、行走缓慢，讲究修身。但鲁迅走起路来挺胸、直腰，很有精神。

他的身上，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而任绍兴中学堂读书的学生们，也正值青春，最爱模仿鲁迅走路说话的样子。

任教期间，鲁迅改变了很多学堂的陋习。

比如，当时学院门口写着“扶正堂示，学堂重地，闲人莫入”，但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父亲，来找儿子，结果被管门的老头拿鞭猛打，以示威风。鲁迅知道后，立即建议校长改掉陋习，并长篇大论一番，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校长准许了这个建议。

1912年5月，鲁迅北上，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他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随后几年，鲁迅陷于无以自拔的悲哀与失望里，除去应付教育部的公职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苦坐在绍兴会馆中钞古碑、篆古书、读佛经。

后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如实描述了当时的心境。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二、文章犀利，剖开血淋淋的现实

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1917年，钱玄同来访，打破了钞碑者心中的孤寂。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懂得了好友的意思，他们正在办《新青年》。

这场文学史上的改革，没有人知道对错，也不知道赞同或是反对，也许正是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去验证。

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开始写一些小说模样的文章，积久了就有十余篇。鲁迅并不相信《新青年》有多少力量，也不太相信新文化运动一定会唤醒民众，他只是认为，朋友们努力的热情，不是什么坏事。

从前那么隐没的鲁迅，现在动手写起小说来，竟然一战成名。

在钱玄同的多次催稿下，《狂人日记》出世了。

这是一篇白话文，更是攻击吃人礼教的第一炮。

后来，他还写了很多作品，塑造了很多丰满生动的人物，揭露了封建礼教，旧社会的罪恶。

正是这30余篇白话小说，奠定了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鲁迅认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才是战斗者的本领，而他自己就像一个“冷面杀手”，他写的故事，残忍又真实。

三、暗黑思想，不知对否，不想传染他人

家道中落，留学漂泊，以及后来遭遇的一系列人情冷暖，使鲁迅比其他人，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黑暗。

文人柔软又细腻的笔触，把这些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故事。

鲁迅曾经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他笔下也多是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可怜人。

他怒其不争，却无能为力。他尽自己所能，发出“呐喊”。

鲁迅从不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的主将，更谈不上旗手。

这是他的谦词，也是他的真实想法。

他说：“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

鲁迅笔下的人物，从孔乙己、祥林嫂，到华老栓、阿Q，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其故事的结局也无一不是凄凉、悲惨的。

鲁迅深有自知之明，因此十分谨慎。

他极力避免将消极悲观的情绪传染给他人，这一类的意思他曾多次表露过。

他曾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