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享之典，国家所以报功而劝忠也。”功臣配享太庙作为先王旧典，一般被朝廷用以表彰忠诚烈士有功于国者。

太庙是皇帝祭祖的地方。功臣配享作为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活动，其制度运作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以及礼制内涵。

那么“配享太庙”在不同朝代下是否能反应出不同的政治文化色彩？对于不同朝代的功臣，配享太庙的待遇有何不同？得以享受“配享太庙”的功臣及其后代又是否能得到特殊的“照顾”呢？

由于唐宋之后，明清时期的配享制度以沿袭前朝为主，因此本文就以唐宋时期配享制度为例来探究以上问题。

唐宋时期的功臣配享制度

1.唐代配享功臣的祭祀典礼

“功臣配享”祭祀典礼自古就有，这种制度源自于周朝，汉魏以降，相沿不改。《周礼·夏官·司勋》：“王功曰勋,国功曰公,民功曰庸, 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此后,功臣配享制度逐渐成为定制。

唐朝配享制度是在前朝的基础之上继承发展而来的。在唐代有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马周、恒彦范等都曾配享宗庙。

唐代配享功臣祭祀典礼以《大唐开元礼》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唐前期,关于功臣配享时间以及标准因《礼》、《令》之间的性质差异而有所争执。根据《贞观礼》的规定,袷祭功臣配祀于太庙,禘祭则不配,而唐《令》的规定却是禘袷之祭功臣并得配享。有人发现了二者的矛盾,遂上书请求礼官、学士等详议。

太常卿韦挺等十八人议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其禘及时享,功臣皆不应预。”可见韦挺等人商量的结果是遵循《贞观礼》,按照汉魏以来的一贯做法,只在袷礼兼及配享功臣。

同时秘书监颜师古也认为为袷祭大于禘祭。于是，根据前代旧典以及礼官之请,唐太宗改《令》从《礼》,只在袷祭时配享功臣。至此,唐太宗时期形成了只在太庙袷祭之时才兼及配享功臣的祭祀典礼。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为了纪念与他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功臣，修建凌烟阁来陈列由阎立本所画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将他那些老部下的形象绘入凌烟阁。在众多的功臣中，最初得以配享太宗庙的却仅有房玄龄、高士廉、屈突通三人，后又追加至七人。

唐玄宗即位时，一开始还是遵循《礼》中关于祭祀典礼的规定，开元六年,睿宗丧毕,袷于太庙,而后形成了三年一袷、五年一禘的祭祀格局。

但在开元二十七年,却出现了同年禘、袷的现象。“至二十七年,凡经五禘、七袷。其年夏禘讫,冬又当袷”。禘、袷合于一年的情况出现,使得礼官对先前《贞观礼》的规定产生了怀疑。

当时太常议曰：“汉、魏故事,贞观实录,并用此礼……法天象闰之期,既违其度;五岁再殷之祭,数又不同。求之礼文,颇为乖失。” 太常总结唐以前的旧制,认为不应将禘、袷二祭分开各自计年,郑玄对《周礼》中禘袷的注解有违古礼,要求实行禘袷合一,进行时祭。

唐玄宗认为有理，便采纳了太常的建议。这样一来,禘袷成为合祭之礼,配享功臣自然就都参与了禘、袷二祭。由此《开元礼》禘、袷合祭兼及配享功臣的规定成为了唐玄宗及其之后唐朝的礼制规定。

唐玄宗时期配享玄宗庙的三人：张说、郭元振、王琚。虽数量上不如唐太宗时期，但这三个人都曾帮助玄宗平定内乱，之后都受到重用，官位较高，贡献和声望都足以使众臣信服。

由此可见，配享太宗庙和玄宗庙的九位功臣，权势地位都很高，都有着较高的声誉，都曾为唐朝的稳定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同时他们自身在政治上都没有犯过太大的错误。

2. 宋代配享功臣祭祀典礼的变革与拓展

宋代的功臣配享肇始于第三代君主真宗时期，咸平二年真宗下诏,曾辅佐太祖、太宗平定天下，功比周公、萧何和开国元勋赵普，配享太庙。这是宋代配享功臣的开始。

除了沿袭唐代功臣配享位次和礼仪制度“国朝配享功臣于太庙横街南,东西相向设位”以外, 宋朝在唐代开元之治的基础上作出了变革与拓展。

元丰元年春正月戊午，朝廷设置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开始全面检讨、修订北宋前期的郊庙礼制。

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认为古时祭祀功臣在冬之大烝，也就是在孟冬袷礼时配祭功臣。他们建议朝廷修改禘、袷二祭尽得配享功臣的祭祀典礼,依据《周礼》的规定,仅在孟冬大烝功臣。

宋神宗为求同存异，最后下诏,凡遇冬享、禘袷及亲祠，功臣并得配享太庙祭祀。

在制定禘、袷二礼在太庙对配享功臣进行祭祀的同时，北宋还在英宗时期形成了绘功臣画像于景灵宫、殿阁的祭祀典礼。宋代图绘配享功臣画像分为两种，一是景灵宫功臣画像；二是馆阁功臣画像。

英宗治平四年，在景灵宫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绘功臣画像活动，主要图绘的对象是仁宗朝的二府大臣。

“张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灵宫西园。八月殿成,名曰孝严,别殿曰宁真,焘因请图乾兴文武大臣于殿壁。绘像自此始”。仁宗神御殿建成之后,在大臣张焘的建议下画功臣像于景灵宫殿壁之上,祭祀之时得以配享。

宋代在馆阁之中图绘功臣画像进行祭祀的活动开始于徽宗崇宁三年。徽宗诏图画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

到了南宋时，在馆阁之中举行大规模的绘像祭祀配享功臣的活动主要出现在宋理宗时期。宝庆二年理宗下诏：“太常寺建功臣阁,以昭勋崇德为名。”

昭勋崇德阁的功能也由存放先帝御集、图书之所,演变成为单纯的“功臣阁”。馆阁图绘功臣画像祭祀成为一种新型的配享功臣礼祀典礼，并为后世所沿用。

3.唐宋配享功臣背后的意义探究

唐宋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并非只是简单的祭祀仪式，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

首先位列宗庙，绘像景灵宫、馆阁内的配享功臣除了本身流芳百世之外，其后世子孙的仕途命运也与之休戚相关。

唐朝政府曾屡次下诏对功臣后代进行寻访、录用。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92年)诏:“九庙配享功臣，封爵废绝者，宜令绍封，以时享祀。” 唐顺宗即位赦:“配飨功臣及张巡、许远、南霁云、颜杲卿、颜真卿等子孙中，各与一人正员官。”等，由此可见，配享功臣的子孙可以凭借祖辈功业获得越次录用。

在宋代，北宋元丰五年神宗下诏，也明确规定了景灵宫绘像功臣子孙的恩荫办法。如果说功臣配享太庙、景灵宫画像是单纯的精神激励和褒奖，那么配享功臣后代得以凭借荫补制度为官，则是巨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待。

普通大臣一般可荫补三代,而配享功臣可以泽被数代子孙。如赵普之六世诸孙十二人在绍兴七年仍旧得凭祖宗勋业荫补为官。

另外，功臣配享制度也塑造了政权的合法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古以来，政治权力与地位的获得主要依赖于强大的军队以及对神灵与祖宗的祭祀，因此军权与祭祀权是政权合法性的两大支柱。

在功臣配享制度中，赋予功臣的现实权力和经济利益虽十分有限，但其为王朝的正统与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在大型国家祭祀典礼中，还要经常突出配享功臣的地位。

唐太宗即位之初,不再运用秦汉以降的德运与谶纬来构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而是通过表彰佐命功臣、图绘功臣画像于凌烟阁、选拔功臣配享太庙等一系列的礼仪活动来实现。通过诸多祭祀典礼,他向世人宣扬自己在开国中的不世功勋,构建君臣和谐的气氛,成功地消除了开国之初政治舆论中的被动局面。

唐玄宗天宝六年,南郊大礼之后下诏:“太庙配享功臣,高祖室宜加裴寂、刘文静,太宗室加长孙无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辅、刘仁轨,中宗室加狄仁杰、魏元忠、王同皎。” 玄宗追加11位功臣配享太庙,目的在于褒奖、激励群臣,塑造太平盛世的景象。

宋理宗在宝庆二年建昭勋崇德阁来图绘功臣画像,同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目的。宋理宗因史弥远矫诏而登基,宝庆元年又发生了“济王之变”。宋理宗深感地位不稳,所以建昭勋崇德阁来图绘功臣画像,一方面彰显其即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此来赢得在朝士大夫的支持,从而巩固统治。

除了上述意义之外，功臣配享还是士大夫树立政治偶像、塑造祖宗形象的有效方式。唐宋之际配享功臣的增削，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势力在权力斗争中的消长，更革的背后是数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而配享功臣的最终确定，也标志着一种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王瑞来先生指出太庙之中的太祖、太宗只是皇帝的偶像,士大夫也要求塑造自己的偶像。

综上，唐代表彰开国功臣、选拔功臣配享太庙、图绘功臣于凌烟阁；宋代太庙功臣配享、景灵宫、馆阁图绘功臣画像等礼典活动之规模远胜前代,这既说明了统治者对功臣配享的重视，也侧面反映出功臣配享礼制在应对政治变局、维护统治稳定等政治层面的作用。

总结

唐宋时期，功臣配享制度：配享太庙，成为国家祭祀典礼中重要的一部分。

唐代，根据时间的不同，配享制度的演变也分为了两个阶段，唐太宗时期形成的是只在太庙袷祭之时才兼及配享功臣的祭祀典礼，而到了唐玄宗时期，由于时间上禘、袷二祭时常冲突，所以唐玄宗采纳群臣建议将禘袷合一,进行时祭。

在这两段时期，配享太庙的有九位功臣，他们都曾为唐朝的稳定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

宋代配享制度除了延续唐朝之外，还增加了绘功臣画像于景灵宫、殿阁的祭祀典礼。

唐宋时期的配享制度，一方面与得配享的功臣后代密切相关，一方面这种制度也在政治变局、维护统治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唐宋之际配享功臣祭祀典礼考述》

2. 《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

3.《既有林泉志 何复恋明堂——张廷玉坎坷的配享太庙之路》

4.《唐代功臣配享制度初探——以唐太宗、唐玄宗两朝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