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兰台。

好久没有给大家聊一聊古代史了，今天兰台给大家介绍一下唐末黄巢起义的背景。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黄巢起义的背景不就是官逼民反吗？

这背景知识还需要你介绍？

不要急，且听兰台慢慢道来。

简单来说，如果唐朝还保持真正意义上的军阀割据，黄巢起义反而不会爆发；正是因为唐朝中枢在当时已经加大地加强了对帝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实际控制，这才引发了黄巢起义；在当时，军阀割据地区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比中枢直辖地区老百姓高得多。

01、

众所周知，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将唐朝历史一分为二，前半段是“贞观之治”、是“天可汗”、是“开元盛世”；而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后半段历史是“藩镇割据”、“民不聊生”、“宦官专权”、“农民起义”。

然而，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在黄巢之乱爆发之前，除了极少数地区外，唐朝中枢已经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的权威，甚至对地方的实际约束力还要强于开元年间。

安史之乱后，唐朝正式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代，但是真正能半独立于唐朝中枢的其实只有之前安禄山、史思明麾下投降唐朝中枢的河朔三镇；其他山东、安徽等地的藩镇不过是“狐假虎威”，让“河朔三镇”顶在前面。

从唐代宗开始，接连五位皇帝都致力于消灭各地割据藩镇，重塑中枢权威。

实话实说，五代皇帝的努力还是很有效果的，就连最跋扈的河朔三镇当时也已经比安史之乱平定初期要恭顺多了，基本上只要长安不干涉河朔三镇节度使的人事任免，河朔三镇甚至愿意出兵为唐帝国打仗。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大好局面，唐穆宗才在公元820年下令天下节度使裁撤军队的“销兵令”，然而此时藩镇军士已经和唐朝前期的征召兵以及开元年间的“募兵”完全不一样，更接近于西方欧洲的“骑士”，士兵依靠藩镇军人的身份在当地拥有了田宅和特权，一旦“削兵为民”，那么他不但会丧失特权，而且他的财产也没有爆发保全；因此，唐穆宗莽撞的“销兵令”直接引发了卢龙节度使朱克融的叛乱，从而引发了连锁反应，原本已经归属中枢的河朔三镇再次掀起了叛乱，这就是有名的“长庆销兵”。

02、

“长庆销兵”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也使得唐朝皇帝再也不用武力强行消灭藩镇，而是采取“息兵罢战”，承认现状的方式，没想到反而起到了奇效。

除了河东镇、京西北八镇、幽州镇这些承担了边防任务的藩镇之外，就连老牌“叛徒”河朔三镇的军队都处于“养老”状态。

长安通过“支郡”等手段，无限分拆节度使得权利，比如把大镇节度下辖的州县分给这位节度使下面的军将（团练使），再从长安委派文官到这些州县担任刺史的方法，成功的把绝大部分藩镇“无力化”。

长安在这些藩镇一样可以征收赋税、实行“盐铁专卖”；当然，河东镇、京西北八镇、幽州镇以及老牌叛徒河朔三镇除外。

换言之，在黄巢起义之前，绝大多数藩镇虽然军事上，唐朝中枢不是很插得上手，但是地方政务和财政收入中枢发言权还真的非常大。

以“盐”为例，安史之乱后，唐朝中枢为了筹集资金，专门成立了盐铁使，对食用盐采取禁榷政策。

所谓的“禁榷”，就是盐铁专卖。

为了增加收入，唐中枢对食盐嫁给进行了多次调整，不断提高盐价，极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私盐泛滥。

王仙芝、黄巢就是山东著名的私盐贩子。

又由于唐朝对贩卖私盐处罚极重，基本上抓住就杀头，所以为了顺利贩卖私盐，中晚唐时期的私盐贩子都是成群结队的，以现在概念来说，就是黑社会团伙。

王仙芝和黄巢既是私盐贩子，同时也是黑社会头目。

唐代的官盐价格高昂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披露，在唐武宗时期，山东人口味非常清淡，山东的饭菜都“寡淡无味”。

其实不是山东人口味清淡，而是由于官盐太贵，老百姓舍不得放盐。

但是，紧挨着山东的河北地区老百姓的口味就很正常；原因就在于河北地区属于河朔三镇，王仙芝、黄巢起义之前虽然藩镇士兵战斗力已经很低了，但是由于长时间保持了半独立，使得唐朝中枢的“禁榷政策”根本没办法在河北实施，唐朝中枢对河北的经济和行政也没有任何管辖权，使得河北食盐价格非常低，低到私盐贩子贩卖私盐无利可图的地步。

王仙芝和黄巢起义的诱因也是当时函谷关以东地区普遍大旱，官吏们还要催缴租税、派发差役导致老百姓的普遍不满。

前面说了，虽然山东与河南东部地区在当时有藩镇，但是这些藩镇节度使和军官除了牢牢掌握住军事权，对于行政权力基本上算是还给了中枢。反正在唐朝“两税法”，州郡的税收是要和节度使为代表的藩镇军人分赃的。

所以，只要军人不饿死，不派发差役，山东地区的节度使是不会管老百姓死活的，而且也没实力管，当时山东地区藩镇全是实际管辖范围只有一州（类今天一个县）之地的小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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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不止关东地区大旱，河北地区同样大旱，但是由于唐朝中枢管不到河北，所以河北藩镇根本不用搭理唐朝中枢，早就自行降低了当年应收的税收，减少了派发的差役；而且由于河朔三镇（河北三镇）的军士普遍在河北地区拥有大量土地，所以，河北三镇的财富来源很早就不依靠田租，而是靠做生意和收营业税。

比如河朔三镇很早就在长安建立了庞大的“进奏院”，大量河北商人跟着三镇进贡的队伍，把自己的货物拿到长安贩卖，就连河朔三镇的军人也通过进奏院在长安贩卖了大量货物。

之所以跟着河朔三镇进贡的队伍，是因为可以避免沿途的苛捐杂税。

这其实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甚至可以说河朔三镇节度使之所以能养得起这么多军队，很大程度靠着和长安做生意；当然，这也是唐朝中枢用来制衡跋扈的河朔三镇的手段之一。

因为这中间的巨大利益，使得河朔三镇也不敢轻易与中枢翻脸，因为没有足够养活士兵的财物，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是会被士兵们拉出来杀了祭天的。

总而言之，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之所以能爆发，并不是因为唐朝藩镇割据，恰恰相反，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之所以在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爆发，恰恰是因为当时唐朝绝大多数藩镇已经对朝廷俯首帖耳，把行政权上交中枢，结果朝廷横征暴敛引发的。

而那些在唐僖宗时期还保持半独立状态的藩镇，比如河朔三镇，虽然同样遭受了旱灾，但是由于藩镇军人们处置得当，救济及时，反而没有爆发任何形式的起义。

事实上，安史之乱后唐朝爆发的农民起义，没有一起是发生在独立藩镇势力范围内的。

END

参考资料：

《试论唐代中后期支郡刺史的地位——以节度观察使与支郡刺史的关系为中心》，张卫东、刘勇；《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7期；

《唐中后期中央对藩镇的斗争政策——从元和用兵到长庆销兵》，杨西云，《历史教学》1996.7；

《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张剑光，《文史哲》1997.7；

《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张达志，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