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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李信以20万大军伐楚，先胜后败，而且败得不成样子，嬴政虽然又气又悔，但他的性格正像尉缭形容的那样“居约易出人下”，也就是说，遇到处境不利的时候，很容易降低姿态。而当下正是处境不利的时候，嬴政果然放下面子，亲自去了王翦的家乡频阳，说尽好话，答应给王翦配齐60万大军，反正无论如何都要吞掉楚国。

王翦推脱再三，最后虽然答应了，但表现相当奇怪——明明肩负国家重任，心思竟然全在讨价还价上边，缠着嬴政要房子要地。此情此景，完全不像国家政要商议国家大事，却像是小商小贩漫天要价，坐地还钱。

大军都已经开拔了，即将出关进入敌境了，王翦这颗心还是没放下来，接二连三派使者去咸阳，继续讨价还价。

旁边有人看不过去了，责备王翦说：“将军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王翦给出了一个极其经典的回答：“咱们秦王是个多疑的领导，如今他把全国的武装力量尽数托付给我，我如果不去向他要房要地，他可就该怀疑我了。”

如此私密的话，王翦肯定不会跟外人轻易吐露，所以我们很难判断整件事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但无论如何，王翦的这种矫揉造作和良苦用心，既有里程碑价值，又有典范意义。

所谓里程碑价值，是因为在此之前，尤其在集权制尚未成型的时候，军队主帅并不会有这么大的顾虑。当年乐羊远征中山，留下了“谤书盈箧”的掌故。而魏文侯之所以能够力排众议地信任乐羊，除了自身能力强，有过人的眼光和气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乐羊就算真有问题，也不足以动摇魏氏家族的根基。甘茂远征宜阳，和秦武王订立息壤之盟，而秦武王之所以信任甘茂，同样因为自己承担得起甘茂出问题的风险。但随着集权化的深入和战争规模的扩大，量变的积累终于酿成了质变。

秦国的集权化搞得最深入，全国人都只对奖励和惩罚有敏感度，而除此之外，忠君意识也好，爱国主义教育也好，就算真有人教，也注定不会有多大效果。这也就意味着，战争的规模越大，国君对主帅就越是没法放心。王翦如果真想动一点小心思，国家军队就不难为个人目的服务，而嬴政除了把王翦的家属盯牢，必要时候用作人质之外，实在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所以秦朝以后的专制帝王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制度性的改进，一是有意识地给全国人民加强思想教育，大力宣扬忠孝伦理，只有当人们对“忠”和“孝”达成共识了，才会形成对皇帝的认同意识，再有人想造反就得突破天下人的价值共识；二是分权，无论是增强主将和士兵之间的疏离感也好，还是由中央政府承担后勤补给，牢牢抓住军队的财政命脉也好，总之是使军队不容易形成合力，不容易被主帅完全控制。

所谓典范意义，王翦为集权制度下的明哲保身做出了教科书式的演出，在历朝历代不断被人模仿。我们站在平民角度来看历史，天然最恨贪官污吏，但如果设身处地，站在帝王立场的话，那么手下人贪也好，污也罢，不但无所谓，甚至有必要。会被帝王忌惮的特质只有一项，那就是雄心壮志。而精力总是很有限的，当一个人被雄心壮志耗去了全部精力，对金钱美色自然也就视而不见了。那么相反，一个人越是贪财好色，精力的一大部分都耗费在这些凡俗的诱惑上边，自然也就无力追逐更高的目标了。

王翦努力表现自己贪财的一面，为的就是在嬴政心里打造出自己的平庸人设——自己只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技术型官僚，虽然掌握着精湛的作战技术，但也只是吃一口技术饭而已，眼界小，格局低，是个贪财顾家的善良老汉。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若干年后，刘邦攻入咸阳，忽然一反常态，不近女色了，这就马上引起了项羽阵营的警觉。如果当时的刘邦能有王翦的智慧，一定会知道该怎样做好伪装，营造人设。借用莎剧《威尼斯商人》的一句台词：“世界不过是人人必须扮演一个角色的舞台。”

这话很像我们今天常常打趣说的“人生如戏，全凭演技”，唯一说错的是，每个人所要扮演不只是“一个”角色，而要在不同的情境下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意识尤其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人在做伪装的时候，并不是刻意模仿一个个自己并不熟悉的细节，而是假想出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物，要先去理解这个人物的情感和思维模式，然后才能在一举一动之间把这个人物逼真地刻画出来。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打造人设。

就这样，王翦凭着卓越的演技为自己嬴得了信任，可以安安心心带着60万大军出征楚国了。

转过年来，始皇帝二十三年（前224年），《资治通鉴》记载，王翦攻取了陈以南直到平舆，楚国人也拼了，倾尽全国兵力迎战王翦。

所谓王翦攻取了陈以南直到平舆，史料来源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楚国倾国出战，史料来源是《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司马光从《史记》的不同篇章里剪裁史料，试图展现王翦伐楚的全貌，但问题来了：《史记》的相关记载散见于《秦始皇本纪》《白起王翦列传》《六国年表》《楚世家》《蒙恬列传》，每一篇单独来看都很正常合理，但合在一起就合不上拍了，怎么都梳理不出一条完整的时间线来。

我们先不管时间线，只看关键性的事件，一共有这么几项：

（1）王翦打赢了。

（2）楚军大将项燕被杀。

（3）楚王被俘。

（4）楚王负刍被俘。

（5）嬴政巡游楚地，抵达郢陈（按楚国命名习惯应该称为陈郢）。

（6）楚国大将项燕拥戴昌平君为楚王。

（7）王翦、蒙武伐楚，昌平君死了，项燕自杀。

（8）楚国灭亡，楚国全境被秦国纳入郡县系统。

当所有事件被这样排列出来，看上去一共有8件事，但其实“楚王被俘”和“楚王负刍被俘”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之所以分别排列，只是因为无法确定那位没有被提到名字的楚王，是前几年算位上台的那位熊负刍，还是被项燕拥立的昌平君。至于昌平君到底是谁，也不清楚。前边讲过，在嬴政平定嫪毐之乱的时候，负责人很可能是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那么昌平君显然是秦国要人，怎么会被楚国拥戴为王呢？项燕如果在一开始就兵败被杀，又怎么可能去拥戴昌平君呢？项燕的结局到底是被杀还是自杀呢？

矛盾重重，所以古代学者早就觉得不对劲了。清朝史学家梁玉绳勉强梳理出一条时间线：始皇帝二十三年（前224年），嬴政派王翦伐楚，王翦打到平舆，杀了项燕；然后，嬴政巡游，抵达郢陈，这个时间里，昌平君自立为楚王，在江南地区开展反秦活动；始皇帝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继续伐楚，击败楚军，俘虏了楚王负刍，昌平君自杀。

梁玉绳这样删改下来，矛盾确实都消失了，但如果要梁玉绳拿出删改的扎实依据，他当然是拿不出的。这不怪他，任何人遇到这些问题也都只能靠猜。

当时间到了1975年，睡虎地秦简出土，《编年记》竟然记载了昌平君的事迹，历史疑案是不是可以真相大白了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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