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刑作为封建五刑之一（笞、杖、徒、流、死），在中国封建社会刑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唐虞之世就已经出现，据《尚书·尧典记载》，舜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将共工、欢兜、三苗、鲧四位尧在位时的名臣流放于“四极”之地，他们的族群后来成为华夏族口中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夷”。

流刑作为仅次于死刑，又强于监禁（徒刑）的一种重刑，对于犯罪之人的惩罚自然极重：其一，刑途艰险，一律带枷步行，《水浒传》中林冲过野猪林、武松过十字坡，宋江过浔阳渡便是例证；其二是流人必须遭受背井离乡、离妻别子、抛弃父母的精神折磨；其三是流放地条件艰苦、不习惯，所谓“南人流北，北人发南”。

所以，统治者选择的流放地一般都具有几个特点：偏、远、荒、贫，以至交通闭塞、书信不达、生活水准不高或是战乱频仍。

那么古代哪些地方会被选为流放地呢？又有哪些古人曾被流放至此？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四大流放地。

一、绝域西北

提起“西域”，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这是一个充满迤逦风光的地方：苍劲的天山，挺拔的胡杨，无垠的沙漠，广阔的草原，还有那数不尽的边塞名曲以及神秘的丝绸之路。

但在古代，它更是著名的流放地。早在上古时期，就有大臣因犯罪被放逐到西域去，比如轩辕黄帝之臣茄丰，“去玉门开二万五千里”。

秦代著名的北戍，以及两汉时对河西走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之徙民，很多就是流放的囚徒及罪臣的家属。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五郡，就是当时著名的流放地。

隋大业五年，杨广发兵进攻青海，占领吐谷浑全境，更是“于西域之地，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据说大诗人李白的祖先便是隋末因罪而徙居碎叶的。

唐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又诏令将天下死刑犯尽数减等发往西州（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屯戍。自此直到安史之乱前，西域都是唐政府安置流放犯的主要地区。

到了清代，新疆更是被当作重要的流放地。著名的流人林则徐、纪昀、洪亮吉、刘鹗等均曾被流放新疆。

二、烟瘴西南

所谓“烟瘴”，就是山林间因湿热蒸郁而形成的毒气，对人体相当有害，史籍中言：“烟瘴渐起，形如鬼魅，色如黑漆，欲活不能，汝之进退狼狈矣。……不须杀尔，尔粮尽气敝，十散九死。”

在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下，这几乎就等于死亡。

所以，世人往往将“烟瘴之地”视为畏途，自然也成为历代统治者理想的流放之所。

早在战国时，屈原就被楚怀王听信谗言而流放西南，起初，他的流放地是离国都较近的汉北，到楚顷王时，已被发配至更为荒凉的沅水与黔中，并于晚年辗转于汨罗江畔，最后因救国无望，投江而死。

整个西南，包括湘、鄂、川、滇、粤、桂等地，因开发比较晚，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烟瘴之地。秦汉之际的“陆梁地”，唐代包括广西、广东在内的岭南大部都是犯人流放的地方，比如李白就曾被流放夜郎。这种情况直到北宋时仍未有多大改变，大部分的“元佑党人”就被流放于此。

其中，湖北房陵、湖南郴州、岭南潮州又是最著名的三个流放地。

房陵，即今湖北房县，位于鄂西北山区，境内山林四塞，烟瘴纵横，是中国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之一。

相传尧的儿子丹朱就因争位失败，被继位的舜流放到了房县（另一说是他自己为了回避舜，从丹水迁至此）。

秦代房陵更是有数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始皇十七年，嫪毒叛秦，被始皇所杀，余党4000家及后来吕不韦万余家皆流迁于房陵。始皇三十五年，秦灭赵后，也将赵王流放于此。秦朝强盛时期，房县一直都是命犯的最主要流放地之一。

郴州历史悠久，自秦代辟五岭，置郡县，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从地理上看，它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华中气候和华南气候的重要分界区，“扼湖广之咽喉，处三省之边界”。从历史上看，它有着厚重的人文气息，宋代词人秦观就在这里留下了“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千古名句。现如今，它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成为潇湘大地上的一块旅游胜地。

但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它都被世人视为畏途，有民谣云：“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郴”字的原意，就是林中之城的意思。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就曾被贬官流放至此。

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雨、重山叠嶂，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瘴疗之所”，更是很早就作为流放地了。当年杜甫闻知李白被流夜郎，就曾有“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之语，北宋苏东坡也曾被流岭南，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

岭南流放地众多，其中以地处粤东的潮州最为有名，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唐代大文豪韩愈，当年他因阻谏宪宗兴师动众去奉迎佛骨，被贬官流放至潮州，并在此留下了韩江之名（瘴江因他易名）以及众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名篇。

三、孤悬海岛

历代的流放地标准，一般来说是就偏就远，但也不是越偏远越好，而是要求流放地还必须在中央的掌控之下，因此，历代的流放地一般都是分布在南北两个边区，很少有像西方那样把犯人流放到海岛上的。但也有例外，中国历史上也曾把一些海岛作为流放地。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海南岛和沙门岛。

海南岛开发很早，早在前214年秦始皇便在此设郡，然而，由于秦国祚太短，并没有完全纳入掌控之下，直到汉代时才正式入版图。元封元年，汉武帝开始在海南设官驻兵，时称“珠崖郡”。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叛，元帝君臣认为其孤悬海外，多毒草虫蛇，不易治理，最终选择放弃，此后珠崖便被视为蛮夷烟瘴之地。直到80年后，光武帝才再度平乱，恢复珠崖之名。但终汉一代，海南很少有汉人移入，到三国时，孙权曾派兵征服该地，然也没有派兵驻守。

据史料记载，自汉代在海南设郡之后，就曾向该地流徙过犯人，但人员已不可考。可考证的流放第一人是隋代的杨纶，而海南岛也是从此时起成为我国第一个辟为流放的岛屿，并开始有大量罪人流入。

而究其原因，是自汉代设珠崖、儋耳两郡后，海南还是时叛时附，并未完全在中原王朝的掌控之中，而隋代虽说短命，但冼夫人收服了整个琼崖，真正将海南纳入中华版图。

唐宋两代是将海南岛作为流放地最多的朝代，唐代宰相李德裕、太子洗马刘纳言，北宋宰相卢多逊、丁谓，大文豪苏东坡，南宋参知政事赵鼎、李光，南宋秘书少监胡铨，秦桧死党两浙转运使曹泳，都曾被流放或贬谪于此。

但到了元、明时期，海南便逐渐不再作为流放地了，其主要原因，一是朱元璋对海南的态度，二是明朝中后期，海南岛又开始不安靖，多叛乱，常失控。这种局面使得其失去了作为流放地的条件。

上曰：“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良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

——《太祖实录》

所以，到了明朝，几乎没有犯人再被流放海南岛。

另外，著名的流放海岛地还有登州的沙门岛。沙门岛大约在今山东长岛县西北的大黑山岛，于五代时开始作为重犯的流放地。据《容斋三笔》记载，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因谎奏致错杀人，被“杖脊配流登州”。后周广顺三年，内衣库使齐藏珍奉诏修河，“弛慢致河决，除名，配沙门岛。”

至宋代，流放沙门的人数逐渐增多，一些贪官和重大刑事犯大都被流往至此。如真宗大中祥符九年，“知齐州范航坐受财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门岛”。《水浒传》中卢俊义、京兆府六案孔目裴宣等都是刺配沙门岛，可见宋代流放沙门之普遍。

流放沙门者，大都属于犯罪性质及其严重者，绝大多数遇赦亦不得免，因此配沙门岛者，实等于死刑。他们“昼监夜禁，与死为邻”，能够活着出岛的极少。

四、苦寒东北

东北很早就有流人的足迹。舜时“四凶”之一的共工就被放逐幽州，但年代久远未必可信，东北真正作为流放地，还是在汉代。

西汉时，武帝征服了朝鲜半岛的卫氏王朝，在此设汉四郡，同时在东北新设沧海郡，之后，东北就一直作为统治者惩罚犯人的流放地之一。但在元代之前，并没有形成制度，所谓的东北流放，只是偶尔行用，并不普遍。

向东北流人，第一次明文在刑法中是在元代。《元史·刑法志》载：“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这里的辽阳指的是辽阳行省，实质上就是指代整个东北。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几位帝王的流放东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五代的晋出帝和北宋的徽、钦二帝。

后晋是石敬瑭在契丹扶植下建立的傀儡王朝，其代价是割让燕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即晋出帝。石重贵登基之初便在群臣的蛊惑下，表告契丹，称孙可以，称臣不行，结果，被辽太宗三征攻灭之，石重贵被俘，发往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安置。之后，又辗转至辽阳、建州等地。石重贵可以说是流徙东北的第一个亡国之君。

靖康之变后，金人把徽、钦二帝流徙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八年后，徽宗死于此，临终想归葬内地，也未获准。后，金人为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又把钦宗流迁至燕京，直到其含羞去世。

元代东北的流放地主要是奴儿干，其次是肇州与水达达路。元代流人，大都是“罪囚”，这与之前流东北者大都是战俘不同。

明代军制施行卫所制度，军犯是重要的兵源，因此流放以充军为主，一般发往各卫所充军。而明代的卫所又大多在东北，如通过广设卫所来统治的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所以苦寒的东北是明代最主要的流放地。

清代东北虽是“龙兴之地”，但与中原相比，依旧是边远苦寒地区，更重要的是，关外在清王朝的掌控之中，所以，清代像明代一样，将东北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流放地。

清初，对于被判流放的罪犯，或送往八旗为奴，或由各巡抚衙门酌量发至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流放东北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不久之后，清廷为了打击士人的反抗，借助科场案和文字狱，大批量的流放犯人到关外去，期望通过东北苦寒“使之备尝艰苦，长受折磨……磨其凶狡之性。”

如《明史》案中的庄氏一族、哭庙案中的金圣叹族人和《南山集》案吕氏一族等，全都流徙关外，一次就多达数百人。

清代东北的流放地是很多的。大致来讲，开始犯人是遣戍沈阳、铁岭、上阳堡，后来到吉林乌喇、宁古塔，最后到黑龙江城、齐齐哈尔。此外，还有辽阳、抚顺、墨尔根、拉林、珲春等地。其中，最著名的流放地是沈阳（清盛京）、上阳堡（今辽宁开原东）和宁古塔。据统计，三地在清代被流放的人数多达10余万，当年三藩叛乱，附属吴三桂的滇人，就有一万多人悉配上阳堡。

这里着重提一下宁古塔。

宁古塔，既非塔名，也没有塔，而是城镇名，是宁古塔将军驻地。宁古塔三字是满语的音译，满语谓“六”为“宁古”，“个”为“塔”，相传，清皇族的远祖兄弟六人，曾居住于此，故称其地为六个贝勒，汉音译过来就是宁古塔贝勒，简称宁古塔。

宁古塔属边远地区，清初极其荒凉偏僻，行人视为畏途。有文云：“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

《吉林通志》也载：“是时宁古塔，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或路其间，或僵马上。”

这片苦寒之地自然成为清廷流放犯人的首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