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年开始，有关李定国的一些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谁对谁错，我也写得挺多的了。一直想给晋王他佬来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评价，就在今天吧。我的评价是：李定国不仅是一个忠臣，而且还是这延续了三个世纪的大明王朝最后一位权臣，李定国四十二年的人生，从流寇到权臣，也算是波澜壮阔。

其实如果单从破坏力来讲，在明朝末年，流寇和官兵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张献忠在四川，左良玉在湖广都是如此，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哥们儿四个在干爹麾下效力了这么多年，又怎么会是心慈手软之辈呢？所以自张献忠起兵到凤凰山之战这十多年其实根本就不用多说，李定国在这一期间具体在干啥，咱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弘光元年到永历二年沙定洲之乱中大西军的表现。

“次日五鼓，贼扒城而入，纵火烧杀不分男女老幼悉为贼屠，城内积尸四五层，血深三四寸”这是1647年的三月二十八日，大西军攻击交水县城守军时的情景。

“沙逆之兵倚城施放枪炮，击死贼兵二三十人。贼大怒，次日五鼓，竖梯於城东北角，号声一举，缘梯而上如蚁，於是城陷。贼入城，遍觅人民，老者壮者缚出城外砍手，少者分入贼营采柴打草。房屋烧毁，十无一存，间有古庙神祠，或可瓦全”这是大西军进攻曲靖。

“自江川至临安，沙逆俱安兵，与百姓协守城池。贼方至江川，沙逆之卒拒守，遂破之，杀戮不次于晋宁，由是通海不敢敌”这是大西军进攻江川。

“某监纪同知自晋宁聚集土兵二千，与贼抗敌，塘头一战败北，为贼所擒，立行剥皮。攻破晋宁，砍手杀戮惨极，叠尸如山，连城平去一半有余。贼退收尸，莫辨为谁，共埋一冢，名万人坟，来往见者無不掩泣。有澄江百姓，畏贼惨杀，躲避海内小孤山上。贼兵至澄江，闻百姓悉避此山上，遍搜海内鱼船，攻入山中，不分老幼杀尽，至今白骨尚存”这是李定国进攻晋宁，澄江之屠不知何人所为。

李定国在晋宁的暴行其实在《晋宁州志》中也有记载，和《明末滇南纪略》中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顺治四年四月，流寇孙可望等入滇，李定国追沙定州至晋宁，秋毫无犯，百姓具牛酒犒军，定国大喜，信宿乃去。去后驿使往来有婪索者，邑举人段伯美率众杀之，又割其从者耳鼻纵之去。定国方攻临安，闻之大怒，撤兵回，遂屠州城。拘男妇于营门，令各出其手以待截，按男左女右；有误出者，并两手截之，惨不可言。既而定国亦以太甚，命开东、西二门，自东门出者生，自西城出者杀之。署知州冷阳春及伯美俱遇害”

“始鸣号，步卒先爬所轰缺口而入，砍开城门，马兵始入，尽站城上，或把住街口。令下搜剿，惟存女子并少妇。其余男子，不分官士，一概牵至西宁寺前殺死，尸横遍野。不一日，而搜索殆尽，放火焚烧城内房屋，百无存一”这是李定国，刘文秀进攻临安州。

以上基本上就是孙李刘艾指挥的军队在云南省内的有规模的屠戮，被屠之地有交水、临晋、临安、江川四地以及澄江躲藏兵乱的百姓，曲靖百姓因为守城沙定洲军队的抵抗被大西军报复，很多人的手被砍去。其中，临安、江川应 为李定国、刘文秀共同所为，临晋为李定国所为，交 水、曲靖、澄江之屠不知是何人所为。 要知道，以上这些行径可是大西军高层决定“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之后。由此也可窥见，张献忠时代的大西军之凶残暴虐。

所以，如果我们还把李定国看成一个不敢对百姓开炮的良善之辈，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不能用一个现代人的标准去衡量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17世纪的武将的道德水平，所以李定国的早年经历其实是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的。

但很明显，大西军在滇的暴行相比于张献忠时代在四川那就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滇南纪略》也很清楚地记载大西军进入云南的时候是假冒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救兵，所以除了上述城市之外，绝大多数的云南州县实际上就开城投降了，而开城投降之地，大西军则是设官管理，这也符合孙可望等人所提出的“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的政策。一直到孙可望发动叛乱之后，云南的民生实际上是相当不错的，所谓“适嘉平兵民忙忙过岁，戊戌春大宴，元宵仍放灯火花炮，甚似太平”这样的盛景你很难说孙可望，李定国这些大西军领导者没有治理之功。因此我们说大西军余部对于云南社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们的功劳是应该被承认的。

但屠戮终究是屠戮，无论是屠戮降军还是屠戮手无寸铁的百姓都是不能被社会道德所容忍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在我看来，现代人所做的也只能是对那些在历史车轮夹缝中哭泣的弱者们抱有悲悯之情，同时对历史人物真正做到公平公正的评价，而并不是一味的赞美或者贬低。

如果从当时最渺小的个体的角度去看李定国，在1648年之前，这就是一位行事相当残酷的武将，而在1648年之后，这又是一位对部下军纪有严格要求的将领。而如果我们以整个明清战争的角度来看，李定国又是一个极其蹩脚的权臣形象。关掉忠臣的滤镜，我们可以发现反映李定国专权的记载是有不少的，比如《狩缅纪事》中就曾经记载1658年李定国堵击清军失败之后，永历朝廷内部商议准备撤离昆明，秦蜀两藩旧人提议向四川转移，结果众人都害怕李定国，无人敢继续讨论此提议“宫中皆束装以待，而未得所向，是时，黔蜀在朝数十人，皆相向叹息，以為此番若圣驾移跸，必得一生路，方今蜀中全盛，勋镇如云，而巩昌王全师遵义，若幸蜀图與，万全之策也。议虽沸然，而众畏晋王，无一人敢发者”只是因为李定国一人未到，朝廷之上的刘文秀孙可望旧部就不敢谈论入蜀之事。

而在孙可望发动叛乱之前，刘文秀可能察觉到了李定国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于是以董卓曹操之事警示他“时文秀守滇，亦素怨可望，闻定国至，阳与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议守城，而私以数骑诣定国曰：我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后，又有曹操耳！定国指天自誓，遂偕奉上入滇都”安龙逸史记载“七月，光禄卿高绩、御史邬昌琦，劾安西李定国、抚南刘文秀。绩杖死，定国趋救，昌琦复原官。琦等具疏，言马吉翔，庞天寿议邪专据，二藩与之友善，恐滋奸弊，复蹈可望故辙。疏上，两藩不入朝。上以绩等妄言，革职廷杖。安西中书金维新趋謂定国曰“绩与昌琦罪固当死，而王不宜有殺谏臣之名，定国悟，驰救之，至则绩已死，昌琦复原官”虽然名义上下令痛打光禄卿高绩和御史邬昌琦是皇帝，但从金维新的话不难看出，二人被痛打一顿实际上和晋蜀二王的施压是脱不开关系的。

之前刘文秀的担忧实际上也成为了事实，滇南纪略记载：李定国在迎接皇帝进入云南的时候，所有的事务都是亲自操办，刘文秀“不能展一计，惟听晋王行，唯唯而已”孙可望逆党被清除殆尽之后，朝廷之上更是几乎成了李定国的一言堂“官员悉由晋王擢用，帝惟端拱无为而已”所以完全可以说，李定国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位权臣。李定国在抗清的战绩方面就不用多说了，从前写得够多了，从靖州到桂林，再从桂林到衡州，从衡州又到桂林，从桂林又到广东肇庆，然后就是新会，在军事上，虽然很多对他的称赞有些过誉了，但是很明显，李定国绝对是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

所以我评价李定国：李定国曾经是一个流寇，然后成长为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南明将领，最后是忠臣，既是忠臣同时也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位权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