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叫作“举孝廉”。这种制度并不像后世那样依靠严格的科举考试，而是依赖地方的乡老、当朝名儒、朝中显贵乃至世家门阀的举荐，才能进入仕途。看似以德行和声望为标准，实际上却暗藏弊端：没有门阀关系或上层推荐，寒门子弟很难获得机会。于是被举荐的官员往往依附于举荐者，或者依附于背后的世家大族。随着这种依附关系不断加深，世家门阀势力逐渐壮大，甚至到了能够左右朝局、威胁皇权的地步。历史上出现的篡位权臣，往往正是依托这种制度而滋生。

等到曹丕篡汉建立魏国，他并未削弱门阀势力，反而进一步妥协，采纳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在这一制度下，地方的世家门阀掌握评定人才品级的权力，士子能否入仕以及官位高低，全都系于门阀的评判。于是世家子弟凭借家族地位，世代为高官；而寒门出身之人，即便才华横溢，也因品级低下难以出头。久而久之，朝中高官被门阀牢牢把控，皇帝权力反而被架空。当权臣兴兵举事时，往往能得到大批官员的响应，因为这些人非亲即故，或是门生故旧。皇帝甚至不得不看门阀与权臣的脸色行事，背后正是家族势力在支撑。

到了隋朝，杨坚意识到若再任由门阀掌控，皇权必将削弱。于是他果断废除了举孝廉，开创科举取士之制。科举让寒门学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从根本上打破了世家垄断的格局。这一制度最初由隋文帝创设，隋炀帝开始推广，到唐太宗与武则天时期才逐渐走向成熟与鼎盛。然而问题随之而来：既然唐代有了科举，为什么仍然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权臣？原因在于李唐以武功立国。门阀虽被削弱，但开国的功勋武将和新兴门阀却在各地拥兵自重，被任命为节度使，逐渐形成新的藩镇割据。换句话说，科举制约了旧世家，却未能制约手握兵权的武将。

唐末的藩镇割据给后世留下了惨痛教训。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正是武将出身，他深知武人权势过大会带来何种隐患。因此，他在沿用科举制度的同时，刻意提拔文官，以文压武。他不但削弱武将的权力，还让文官在军事上凌驾武人之上。史书记载，即使是一位三品武将，在朝中也要对七品文官毕恭毕敬。名将狄青，因屡次大败西夏而官至枢密使，却仍遭文官集团合力打压，最终郁郁而死。这反映出宋代文官集团已经牢牢掌握权力，不容许武人坐到高位。

与此同时，宋朝皇帝还谨防外戚干政，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他们以文官制衡武将，又以文官牵制外戚，确保皇权稳固。结果虽没有出现藩镇割据与篡位权臣，但新的问题却产生了：文官不懂军事，武人没有实权，导致宋军羸弱不堪。文臣地位被有意拔高，出现了大批名臣，如范仲淹等。然而这种权力结构也让皇帝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官集团的制约。

纵观北宋一朝，唯一较为特殊的例子是范仲淹。他虽是文臣，却知兵爱将，曾大力提拔狄青，主张军事应当由专业武人掌控。可惜他的理念未能真正延续。事实证明，文官、内侍制约武将与外戚固然能维护皇权，但若没有限度，反而会引来新的祸患。果然，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高俅等人把持朝政，导致朝纲混乱。靖康之耻发生后，宋高宗赵构对武将既依赖又疑忌，既想靠他们保全江南，又极度防范他们篡权，最终导致岳飞北伐失败。

可以说，科举制度让宋朝避免了权臣篡位与藩镇割据的危机，但也造就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宋军战力的羸弱，与其制度安排有直接关系。这是历史制度取舍中的一大讽刺：皇权得以稳固，却牺牲了军国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