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新王朝的建立，多半是起义军自北向南席卷而下，逐步掌控局势。然而，朱元璋却偏偏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不仅开创了“逆向称雄”的先例，还选择在南京建立都城。这一举动已经出人意料，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在驾崩之后，皇位并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如此安排让第四子朱棣心中极不平衡，他素来自恃身份尊贵，又因镇守北方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与军事经验，自认为远胜年幼的大侄子。

公元1402年，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而朱允炆在战乱中下落不明，从此，朱棣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的统治。可他对南京始终没有好感：一方面，他是以兵戎相向的方式篡位，心虚之下自然不愿留在南京；另一方面，南京地处东南，并非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因他大肆屠戮朱允炆的宗亲和支持者，南方士子多对其心存怨恨。再加上朱棣多年北地戎马生涯，对南京的湿热气候极不适应，于是萌生了迁都北京的念头。

朱棣与朱允炆性格迥异，他生性尚武，长期镇守北疆，对蒙古人的威胁体会尤深。蒙古部族时常南侵，而守卫北方并不一定非要建都北京。早年朱元璋就设立“三大藩镇”，其中一处便是朱棣镇守的北平，另外两处则在山西和陕西。山西大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陕西关中更是楚汉争霸时的战略要冲，若发生战事，两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朱棣为何舍弃这两处而独独选择北京？其中原因颇为现实。陕西虽为“关中天府”，却紧邻吐蕃，战事频仍；山西虽盛产良马、地势险要，但北邻胡虏，极易成为第一线战场。若在此建都，恐怕随时会面临被敌军直捣腹地的危险。相比之下，北京却更显安稳。当时辽东一带尚未崛起敌人，女真与满清的威胁还未形成，而北京地形三面环山，背靠燕山屏障，进可出兵，退可固守，既利于调兵遣将，又便于防御。

除了军事考量，朱棣还必须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明初官僚大多出自江南，朝廷南方士大夫势力日益坐大，“南北榜案”便是南人把持朝政的典型例子。若朱棣仍然留在南京，势必受制于南方官僚集团，长此以往会动摇其皇权。迁都北京，则不仅能避开这些牵制，还能依托北方军功集团巩固自己的统治。至于所谓“龙脉”一说，更多是后人附会。朱棣虽不排斥风水观念，但他最终还是以实际政治与军事利益为重。

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并非第一个有迁都想法的明代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建都不久，便曾设想实行“两京制”，在北方设立另一个都城，以牵制蒙古人的威胁。而且南京皇宫是以填湖为基，地基并不稳固，时间久了易出现沉降，造成南高北低的局面，从风水和实用角度都显不足。若非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极有可能将都城迁往关中。由此可见，迁都的念头在朱元璋心中早已生根，只是未能实现，最终由朱棣付诸实践。

综上所述，朱棣迁都北京既是军事防御的需要，也是削弱南方士族势力、巩固个人统治的政治选择。所谓“龙兴之地”的说法，不过是附加的理由。真正推动迁都的，是朱棣在权力博弈与战略考量中的冷静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