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抗战局势的进展，中国人民的任务，越来越重了。本报特辟友声一栏，欢迎各方面朋友，对于各种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赐予本报发表，以便公开讨论。这就是本报嘤嘤之鸣，想为读者诸君所乐于赞助的罢！”

——周恩来

初秋时节，渝中区七星岗一座灰黑色古旧小楼的正门上端，“新华日报”4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是《新华日报》旧址——一个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响亮发声的地方。

时针拨回到1942年2月20日。当天，《新华日报》二版上出现了一个全新专栏——《友声》。

周恩来亲自为专栏撰写“编者的话”：“跟着抗战局势的进展，中国人民的任务，越来越重了。本报特辟友声一栏，欢迎各方面朋友，对于各种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赐予本报发表，以便公开讨论。这就是本报嘤嘤之鸣，想为读者诸君所乐于赞助的罢！”

在那个特殊年代，“嘤嘤之鸣”意义非凡——敞开中共与党外力量对话的大门，为民主党派的孕育提供思想土壤。

抗战时期，中国各党派和社会各阶层政治力量汇聚重庆。现有八个民主党派中，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和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诞生在重庆，重庆因此被称为“中国民主党派的摇篮”，写下重庆这座英雄城市浓墨重彩的一章。

一本册子见证民革历史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里陈列着一件特殊的文物——《甘祠森同志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刊》，这本泛黄的小册子由民革中央领导人屈武题签。甘祠森作为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筹建工作的重要当事人，留下了珍贵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一九四三年酝酿形成于重庆，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

1941年的重庆，国民党当局大力压制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政治空气十分沉闷。

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政策已有深刻认识，他们支持中共倡导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却没能拧成一股绳，影响有限。

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启发帮助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谭平山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有必要在重庆组织一个时事座谈会，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团结抗日主张，提升抗日救国、民主发展的信心。

谭平山找到好友甘祠森商量，甘祠森十分赞成，并主动担当座谈会的实际组织者。

1943年春节后的一个周日，甘祠森与郭春涛等人聚会商量座谈会组织事宜，并将其定名为民主同志座谈会。同年2月，第一次民主同志座谈会举行。

“民主同志座谈会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文博副研究馆员赵勇介绍，“董必武有次到谭平山家走访，甘祠森在那里向董必武汇报了民主同志座谈会情况。”

1943年8月，民主同志座谈会着手筹备组织工作，名称定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上半年起，开始以民联的名义吸收成员和开展活动。1945年10月28日，民联第一次全体大会在上清寺特园召开，谭平山主持大会。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1949年11月，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第二次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决定统一成一个组织，名称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主之家”诞生民盟

被誉为“民主之家”的嘉陵江畔上清寺特园，主楼展厅还原了1945年重庆谈判时，张澜等民盟中央领导人宴请毛泽东时的会客厅：一张八仙桌，粗布沙发上放着蓝布靠垫。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特园是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诞生地。

抗日救亡运动中，民盟领导人和主要成员做了许多工作。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1月，身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漱溟自请视察陕西、河南，但他真正的目的却是：“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

1939年2月，梁漱溟又前往华北与华东各战区视察，足迹踏遍皖、苏、鲁、冀、豫、晋6省的50多个市县，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10月23日才返回重庆。

8个月来的所见所闻，让梁漱溟感触极深。返渝后，梁漱溟既和蒋介石谈自己的想法，又会见中共代表交换彼此的意见，还约见国共之外的部分知名人士。

在此背景下，1939年11月23日，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左舜生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旨在“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行改组，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从“星五聚餐会”到民主建国会

在渝中区白象街，矗立着一栋民国风格的建筑，墙上镶嵌着“西南实业大厦旧址”铭牌。这里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星五聚餐会”的所在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民族工业血脉，大批爱国工商业者历经千辛万苦将工厂内迁重庆。上海爱国企业家胡厥文，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然而，他们的爱国热忱并未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反而遭遇排挤，陷入困境。

如何团结工商界投入救亡图存，并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答案就藏在白象街的西南实业大厦里——每周五，忧心国事的工商界人士就聚集于此，交流时局看法，探讨经济出路。这个定期聚会被称为“星五聚餐会”。

“它可不仅仅是聚餐！”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刘伟说，“它是在窒息的经济政策下，民族工商业者寻求共识、凝聚力量的平台，为后来民建的诞生埋下了种子。”

彼时，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工商业死活，却允许美货大量倾销，导致大批工厂陷入困境。据迁川工厂联合会统计，原有的390家会员，开工的仅有20家。

胡厥文决心要同蒋介石“斗一斗”，在重庆组织工商界108人请愿团，找蒋介石“理论”。《新华日报》《商务日报》等对此事作了详尽报道，使大家认清了国民党排挤打击民族工商业的真实面目。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下，民族工商业者开始酝酿建立新的组织。

1945年12月16日，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胡厥文、章乃器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卢作孚、刘航琛为主的西南实业协会等，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从此，一个新的政党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迁到重庆的工商业者，在抗战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刘伟介绍，1942年1月，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办了一次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有230个单位、97家工厂参加，共展出49类产品，展现了爱国企业家和迁川各厂职工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供应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必需品的爱国精神，被人们誉为“抗战中的火花”。

在重庆扬起科学民主旗帜

前不久，应九三学社市委会专职副主委田水松之约，记者来到位于渝中区七星岗的中苏文化协会旧址，缅怀九三学社在重庆创建的那段风雨如磐的历史。

田水松指着修旧如旧的建筑深情回顾——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在中苏文化协会附近的川康兴业公司召开扩大座谈会。鉴于战后面临“两个中国”的命运抉择，与会人士觉得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组织加强联系，继续团结奋斗。

至于组织的名称，大家一致赞同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提出的“九三座谈会”，以纪念抗战胜利。

其实民主科学座谈会本就与抗战有着很深的渊源。1944年4月起，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国民党政府内部投降妥协声甚嚣尘上。

面对危局，爱国人士忧心忡忡。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1944年下半年，许德珩、褚辅成、张西曼、潘菽、梁希、税西恒、黄国璋、张雪岩、吴藻溪等人，在重庆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

1945年9月10日，来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接见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成员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勉励他们要把座谈会搞大，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谈会在中苏文化协会召开，重庆学术界二十余人出席会议，决定筹组学术性政治组织——九三学社。同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召开成立大会。

在抗日战争中，九三学社前辈先贤和成员作出了突出贡献。田水松介绍：许德珩是当时中国最大声疾呼抗日救亡的著名教授之一；税西恒主持建成了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电站、重庆第一座自来水厂……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吴藻溪、潘菽、张西曼等九三先贤，先后成立或参与发起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等组织，将重庆的科技教育精英、文化名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推动全面抗战和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