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何谓“中华”？

——专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励轩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

“中华”从何而来？“中华”一词的内涵如何演变？先有“中华”，还是先有“华夏”“中国”？为什么“中华”一词始于区分，却终于融合？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励轩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从何而来？

励轩：“中”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显示，甲骨文的“中”字形似一根旗杆插在圆圈里，上下飘着几个长条，有中间、中央之意。

甲骨文中是否有“华”字难以考证。目前“华”字的较早出处为春秋时期的金文，形似茎叶上开花，因此“华”的初意为“花”。

“中华”二字，在东晋、刘宋时期官员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出现过。裴松之用“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评价诸葛亮，大意是“假如诸葛亮能够游历中华，施展其才华，不会被众多庸才埋没”。这里的“中华”应指曹魏控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

不过，“中华”一词的实际使用应早于裴松之。历史学家王树民认为，“中华”名号最早用在天文方面，唐朝房玄龄等人编著的《晋书·天文志》中，用人间的宫城比拟天宫，东西两门分别以太阳、太阴命名，而中间的门则以“中华”命名。

据王树民的说法，古人常以阴和阳代表天与地，天地之间则是中国最大，但古人又不便以“中国”名号用于宫门，于是从“中国”与“华夏”各取一字而称为“中华”。

《晋书·天文志》这段叙述是东吴、西晋、东晋三朝太史令陈卓所定，因此“中华”一词最晚应定于陈氏，但王树民认为可能出自比陈卓更早的天文家之手。

2025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迎来国庆节第一缕阳光。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与“华夏”之“华”，有何区别？先有“中华”还是先有“华夏”？

励轩：夏是中国第一个朝代的名号。商灭夏后，夏人生活方式被保留，夏的名号也继续存留。因沿袭夏人的文化，所以周人自称“有夏”，称自己统治的地方为“区夏”，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

周代商后，出现很多同姓诸侯国，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变多，于是出现了“诸夏”这个名号。春秋时期，因经常跟周边的夷狄征战，“诸夏”使用广泛，并渐渐衍生出“华夏”这个称呼。

“华”与“夏”古音相近，《左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中，两字同义，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也可以理解为中原地区。

“中国”一词早于“华夏”，在商周已经出现。不过当时的“中国”与现在使用的“中国”意思不同，意为“都城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也有了“诸夏”“中原”之意，与“华夏”同义。“中华”一词产生后，因其有“中原”之意，所以也与“中国”“华夏”同义。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中华”两个名号，在后来的词义变迁中，成为地理范围更广的现代中国名号，而“华夏”则因其与夏文化关联，没有超越汉人先民或中原地区之意。

2025年9月29日，“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展出。展览立体式阐释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图为观众参观、拍摄春秋时期的青铜莲鹤方壶。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梁启超会将“中华”与“民族”相结合？“中华民族”概念出现至今，发生了哪些变化？

励轩：近代西方民族观念中，由国家名号和民族(nation)构成国族复合词非常普遍，如法兰西民族、英格兰民族、荷兰民族等。

清末，梁启超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到日本旅居留学。那时日本接触到西方民族观念与话语，开始用日本汉字对译或创制国族名称，就有了大和民族这样的称谓。

梁启超等人受到影响，开始使用“中国民族”。后因“中华”与“中国”实际上是一回事，梁启超在1902年第一次用了“中华民族”。

中文“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出现之后，社会上都在使用。起初“中国民族”的使用频率较高，但后来“中华民族”使用频率渐高，逐渐取代了“中国民族”。

起初，“中华民族”一词指的是汉民族。但清末民初处于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时期，一些人认为“中华民族”指汉人，一些人认为指汉人及汉化的少数民族，另有人认为指涵盖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全体中国人。最终，第三个观点成为全社会共识。

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明确接纳了第三种观点。当年，毛泽东与在延安的几位同志合作完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曾专门论述中华民族概念与内涵，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已有多元一体的精神，更偏重多元。

中新社记者：“中华”“中华民族”概念如何进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励轩：“中华”进入目前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较晚，特别是藏文、维吾尔文等，可能要到中华民国成立。因为“中华”正式成为国号，就涉及把这一名号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这一翻译并不统一，如藏文中出现krung hwa、krung hA、krung ha、krung hog等音译“中华”译词，还有直接翻译成音译“中国”(krung sgo)。

“中华民族”的藏文译词也是如此。该词最晚在1930年已出现，出自《蒙藏周报》一篇藏译汉的文章，文中以krung hog mi rigs对译汉文“中华民族”。当时“中华民族”藏文译词有十几个之多。译词杂乱的问题，随着新中国加强译词规范与统一才解决。

1913年1月，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一些蒙古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他们制定的文件出现了“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的字句。民国时期，很多少数民族人士认同并接纳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甚至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模糊认识。

2024年1月11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二道桥大巴扎非遗文创馆，工作人员在整理融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图案的服饰。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中华”一词始于区分，终于融合？

励轩：“中华”名号的产生与“中国”密不可分，其实际内涵跟“中国”差不多，多指地域名称。“中国”“中华”都是多义词，有时仅指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有时也指地理范围更大的全中国。

除地域含义，“中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发展出文化含义。这与当时衣冠南渡有关，中原士大夫逃亡到南方，以其拥有中原传统文化而继续自诩为“中华”。与之相对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据有中原后，也开始争相以“中华”自居。“中华”这一术语逐渐与“中国”一样，成为中国又一持久惯用的名号。“中华”概念内涵的最终定型，实质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完)

受访者简介：

励轩。 受访者供图

励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哲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国家级青年人才，主要从事边疆民族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