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湘人从军的传统便源远流长，这种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曾国藩时代。在曾国藩之前，湖南人在战场上并未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但自从曾国藩兴起，湖南人的军事天赋便迅速爆发，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将领，直到后来人们常常说：无湘不成军。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曾国藩后，湖南兴起了浓厚的从军风气，许多湖南人纷纷加入军队，人数增多，自然也培养出了更多的名将。

要说曾国藩的湘军为何如此强悍，我们不得不从清军入关时说起。清军入关时，满洲八旗的兵力大约为18万，其中满、蒙、汉各旗各有6万。单靠这18万八旗兵，是不足以征服明朝的。即便明朝剩余的百万大军，甚至在应对李自成、张献忠的几十万流寇时，八旗兵也显得力不从心。为了打下大明的江山，清军依靠了明朝的投降军队，这些投降军被称为绿营，成为清军的主力，负责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的残余势力。

在清朝的初期，绿营兵的战斗力是相当强的。比如，1659年，郑成功几乎就要攻下南京，而是绿营兵出城迎战，成功将郑成功击退，断绝了明朝光复的希望；再比如，1674年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害怕战斗，最终是绿营兵出阵打先锋，一举击败吴三桂，确保了满清对汉人争夺天下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营兵逐渐成为清军的主力。到了1787年，清朝征讨台湾林爽文时，出动了一万兵力，其中仅有100名八旗兵，剩余的99%则为绿营兵。此时，八旗兵已成为配角。

然而，绿营兵虽为清朝立下赫赫战功，其庞大的规模却也引起了清朝皇帝的担忧。由于满洲人少，汉人多，皇帝担心绿营势力过大，最终会威胁到满洲的统治。因此，清朝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遏制绿营的扩展。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分而治之，例如，在康熙时期，四川原本有一个镇，兵力仅为一万；但康熙将这些兵力分为四个镇，每个镇最多五千人，从而有效防止任何一个镇的兵力过于强大。除了分裂兵力，清朝还把绿营兵的职能进行了分散，让他们负责监禁犯人、把守城门、维护治安等任务，而不专注于军事训练。长此以往，绿营的战斗力逐渐衰退。

随着清朝的不断衰弱，绿营的战斗力越来越差。嘉庆年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清朝派出几十万绿营兵，花费了两亿两白银和九年时间，才勉强平定了这场叛乱。当时的绿营，虽然人数庞大，但其作战能力却已大打折扣。

面对日益严重的叛乱问题，清朝开始采用新的兵力模式——勇营，来弥补绿营的不足。勇营并非正式的军队，而是临时组成的乡勇队伍。这些乡勇具有一些明显优势，比如成本较低，且招募灵活，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由于乡勇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家园，他们在战斗时往往更具战斗热情和动力。

然而，随着勇营的普遍使用，绿营的影响力逐渐下降，甚至在许多地方，勇营取代了绿营成为主力。为了削弱绿营，清朝逐渐减少了对绿营的财政支持，这导致绿营兵的士气大幅下降。李鸿章在年轻时曾提出过改革绿营的方案，但由于当时他并未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该方案并未得到落实。李鸿章后来进入朝廷后，意识到清朝根本不打算让绿营复兴，事实上，清朝更希望削弱绿营的力量。

当太平天国爆发时，清朝的原有军事体系无法应对这种大规模的叛乱，八旗和绿营的不足暴露无遗。即使勇营在某些战斗中表现不错，但面对太平军的流动作战，勇营也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决定改造勇营，打造出湘军。

湘军的成功，首先归功于曾国藩在组织上的创新。他借鉴了江忠源的经验，采用了家乡兵的做法。江忠源曾以五千楚勇在桂林一带多次打败太平军，这一做法为湘军的建立提供了灵感。湘军在早期招募兵员时，主要依靠个人关系网，每个士兵背后都有自己的人脉，使得士兵之间的凝聚力异常强大。曾国藩还规定，军官的任命基于他们招募兵员的数量，这使得每个军官都尽力招募忠诚的士兵，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不仅重视组织建设，还为湘军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他给每个士兵开出了比绿营高得多的薪水，尤其是中层军官的薪资，甚至高于清朝的顶级武官。这种高薪待遇吸引了大量湖南农民和他们的亲戚加入湘军。湘军的全盛时期，兵员超过12万人，曾国藩依靠这些资金，特别是通过征收厘金，解决了军费问题。

厘金是一种商业税，最初的税率为1%，后来逐渐提高，最终达到5厘。曾国藩正是依靠这一税收来源，确保了湘军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巩固了湘军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