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5日至16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的“超越边界：跨国迁移与流动的历史”学术研讨会暨《跨国史研究》青年论坛在上海顺利举行，来自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京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境内外高校的50余名学者齐聚申城，从国际博弈、殖民治理、技术流动、文化传承、身份政治等多维视角共同探索跨国史研究的新范式与新路径。本次研讨会共设置三个单元：主旨演讲、圆桌会议和分组讨论。

与会者合影

15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跨国史研究》筹办人杨长云主持，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带头人张勇安、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郭丹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勇安结合自身多年学术研究经验分享感悟，指出当下学术研究硬件条件较之从前有了质的飞跃，可供学者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研究。但他同时强调，历史学研究仍然要基于且忠于档案史料，而非事先拟定的主题。最后他提到，学生虽常抱怨成果发表难度大，但核心原因往往在于“创作不足”，鼓励广大学者积极创作，并介绍现场期刊编辑、合作出版社，呼吁青年学者既要扎根史料、立足本土，也要具备全球视野，主动参与国际对话，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走向国际舞台。郭丹彤教授在回顾上海大学基础课教材《简明全球史》的编写过程基础上，讨论了研讨会相关的几个核心概念——全球史、跨国史、国际史，指出全球史是一种“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整体视角，而跨国史是跨越民族国家界限，聚焦族群、知识、商品、国际组织等跨域现象的研究。她强调明晰这些概念的内涵与边界，不仅是本次研讨会深入交流的基础，更能为青年学者精准锚定研究方向、开展跨学科对话提供理论支撑，助力推动跨国史研究在国内的深化与创新。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为全英文讲述，演讲者来自三个不同国家，体现跨国史研究的“跨国”属性。第一位演讲者是美国阿肯色大学托马斯·亚当（Thomas Adam），主题为“历史研究的新路径：跨国史与文化互迁”，由上海大学夏昀主持。亚当认为跨国史不是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而是站在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的对立面，试图摆脱将历史视为民族国家附属品的框架。跨文化研究则是考察物质和非物质对象从一个空间（给予社会）到另一个空间（接收社会）的流动，通过对足球的全球化、圣诞节的跨洋转移、麦当劳的全球扩张的案例分析，展现了文化互迁的过程通常发生在特定且有限的时刻，出于文化互迁中介者的兴趣和选择，修改和转变被转移的对象，转移能否成功依赖于接收社会成员的接受度，因此转移的主导权来自接收社会，这一现象有力地解释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变得相似但又始终存在差异的原因。

第二场主旨演讲是丹麦奥尔堡大学保罗·杜德宝（Poul Duedahl）带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史的概念”，上海大学、奥尔堡大学联合博士生徐欣蕊主持。杜德宝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全球史观念的形成进行了深入讲解，并回顾了UNESCO 在推动全球史写作、建立全球共同记忆与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的历史作用。全球史根据研究者的关注可以被诠释为不同的定义，起源于不同的时间，但他们都强调跨边界、跨区域的联系和互动。UNESCO从二战后的和平愿景出发，希望编纂一本书写人类文明的共同历史，给予全人类共同的过去和身份认同。但由于亚非地区缺乏学术力量、美苏意识形态冲突等原因，UNESCO编纂的全球史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但仍然刺激了亚非拉地区的文明研究、推动“世界遗产”意识的形成，让全球史走向了多中心、跨区域的新研究方向。

第三场主旨演讲邀请的是上海大学阿纳布·查克拉博蒂（Janaka Jayawickrama），由上海大学贾纳卡·贾亚维克拉马（Arnab Chakraborty）主持。查克拉博蒂从跨国文化与思想的视角探讨了南亚次大陆与中国五千多年的合作与交流，在人员上，中国的使者、商人、朝圣者以及南亚的僧人都曾到达对方领土游历；在物品上，红糖、瓷器等都是两地友好交流的物证；在文化上，中国与南亚有着相近的哲学思想、自然理念、群体观念和生活习惯。近代以后，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理论对南亚独立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人街等华人社群的特色也深度融入南亚地区的文化传统之中。16世纪欧洲殖民势力的入侵曾对两地的交流产生不可磨灭的伤害，但今后南亚和中国必将让交融的文化成为跨越国界的纽带，在新时代谱写深度合作的篇章。

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的主题为“文明互鉴下的跨国史如何研究？——书写、出版与传播”，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黄薇主持。杨长云首先指出学界对跨国史概念存在理解偏差，强调跨国史并非仅仅是涉及多个国家，而是有着特定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应从概念史视角梳理跨国史的产生脉络，再结合具体个案打磨选题，才能写出优质的跨国史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伍斌则从移民史视角切入，指出跨国史关注人员、商品、思想、文化的跨国流动及影响，而移民是这些要素流动的前提与载体，它具有跨国性、持续性等特征，能够带来物质、观念、文化等的传播、冲突和更新，应该是跨国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上海中医药大学王志永强调跨国史研究需要独特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理论，并结合了华人移民等案例，说明跨国史研究应在研究路径上要注重史料多元化，在研究方法上则需采用跨学科视角。

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小凡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大疑问：一为何种议题有必要引入跨国史概念研究，其相比传统研究框架能带来何种学术增量？二是在AI技术降低多语言史料获取门槛的背景下，历史学者如何实现跨国史概念与研究内容的深度结合？南开大学董瑜对此做出回应，指出跨国史旨在打破民族国家解释框架，用新路径解决老话题，是在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不确定性而非将其摧毁；同时跨国史研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掌握多语言，并结合具体案例展现了跨国史研究的价值。上海大学焦姣则质疑了跨国史为全新概念的观点，她认为民族国家史框架仅存在200年，而帝国等更早的跨国实体与研究视角早已存在，当前跨国史研究或许只是对传统概念的复兴而非创新，而民族国家之上、全球之下如宗教、族裔等各类共同体均属跨文化研究的范畴。

上海大学吴浩指出美国史领域的跨国史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仍聚焦中心-边缘的单向输出，对美国与大西洋世界以外国家的双向互动关注不足；二是部分研究仅停留在证明跨国交流网络存在，而缺乏对网络影响机制的深度剖析。太原师范学院王宇翔则提出“跨国郊区化”概念，指出1965年洛杉矶郊区的华人多从其他国家直接迁入，其经营活动等具有跨国色彩，改变了当地的社会景观，这种现象挑战了美国经典的空间同化理论，凸显了人的流动在跨国要素中的核心作用。上海大学屠含章结合自己早期的研究，曾陷入“人成为信息附属”的困境，后来认识到跨国流动涉及个体、群体、物、信息等多元主体，无论跨国史、全球史等何种新流派，最终都应回归历史学对“人”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蔡萌指出学生在跨国史选题中多关注观念、组织、人员、物品的流动，但这类研究因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有冲击力的观点而易显乏味，并结合帝国史案例指出，跨国史研究中微观层面的分析更具吸引力与学术价值。

黄薇最后结合自身研究领域，指出仅研究某一国家历史已趋饱和，而跨国史等新概念为拓展学术边界提供了新路径。会议中师生的积极参与，围绕跨国史的研究、书写、出版与传播，从概念界定、研究路径、方法创新、现实挑战等多个层面展开的交流，正体现了学界共同突破的努力，为跨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路与启发。

分组讨论竞合与秩序：国际权力的博弈

本组讨论围绕国际权力的博弈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涉及帝国与殖民地、帝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帝国列强之间的斗争，揭示了国际秩序演变中规则、权力、竞争和秩序。

华东师范大学侯嘉欣讲述了冷战时期，美国国会黑人议员在缺乏法律支持的情况下，运用听证会证词、辩论与演讲等常规政治手段，针对美国在南非建立的、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NASA卫星跟踪站施加了道德、外交及预算压力，最终成功关闭了该跟踪站，体现了民权政治在跨国层面的实践与作用。上海大学孟毓然叙述了在18世纪末，英国为应对美利奴羊毛的结构性原料危机，依托跨国科学网络与殖民扩张体系，通过走私、交换等手段获取了美利奴绵羊，并在澳大利亚殖民地成功建立了“帝国牧场”，揭示了生物资源控制作为帝国扩张“无形之手”的核心功能，映射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自然要素、资本积累与权力网络的深度互嵌。南开大学王予汐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政权试图通过实行《满洲石油专卖法》完全垄断东北的石油市场，公然挑战了现行国际秩序。英美方在向日本多次抗议未果后，企图退出伪满市场，日方又通过扣留设备等方式希望利用英美资本，双方的决裂体现了日本逐渐放弃协调主义，走上国际孤立化的道路。宋庆龄学校张珍瑜探讨了跨国史与新现实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并以中国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角色与影响作为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跨国史拓宽了研究视野，揭示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而新现实主义提供了分析国际体系的理论工具，这两种方法结合为研究世界史提供了新路径。

联结与构建：世界的时间与叙事

本组讨论考察了叙事、文字及其载体，学者们以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案例展现了叙事能够体现社会观点的流变，文字能够反映思想观念的传播，它们的载体亦是联结和构建不同地区的手段。

天津师范大学肖苏宁解读了18世纪大西洋两岸的跨国商业信息交流的主要载体——书信，它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通过传递商业情报、政治动态和商人信誉的信息，成为维系商业网络、构建信用体系的重要手段和核心工具，在18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商业贸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贵州师范大学杨长红、王兴锋系统梳理了德国著名思想家约翰·赫尔德的中国观，并指出其认为的中国形象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保留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赞誉中国的主要方面，又突出了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人批判中国的主要方面，最后揭示了赫尔德观点在18世纪中叶欧洲中国观转向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典型意义。上海大学吴浩、曾炯合撰文章认为新政史书写范式从民族国家本位到跨国叙事倾向的转变深刻挑战了“美国例外主义”的观念，重构了新政研究的时空维度。但当前的新政跨国史书写仍存在“去西方中心化”有待深入等局限，非西方国家与新政的跨国双向交流、新政与去殖民化等新兴领域的交叉将会是未来新政跨国史书写值得深入的主题。故宫博物院李珣泽参照清代暹罗国金叶表的实物及相关古籍，对金叶表称谓、含义及文本内容进行考察，对其跨国流动阶段特征及一般过程进行梳理，总结出暹罗国金叶表跨国流动的五个阶段和五个环节，揭示了金叶表在暹罗宗教情境中反映了神圣王权，而在中国政治情境中则反映了清廷的“天下”理念。

规训与治理：殖民权力的多重面相

本组讨论以殖民地的规训和治理为主题，讨论了英属印度、伪满洲国、法属越南、港英通商口岸的殖民权力体现和社会治理案例，揭示了殖民地的运作机制、帝国的权力规训以及双方的复杂关系。

上海大学杨川聚焦1857-1947年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这一过程起源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女王取代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印度，广泛地推广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宗教文化等西式元素，持续到1947年印度完全独立，这一承前启后的阶段对印度现代化建设及印度人的民族感情产生了深刻影响。吉林大学陈立赢和曼彻斯特大学刘尚麟分析了20世纪初，受到随着殖民主义传入东亚的营养科学的影响，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农事试验场开展苹果育种活动并动员“超克”意识，构筑出一种与西方对抗的东亚内部等级秩序，体现了较强的“超越西方”意识，为理解以营养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传播提出了新的后殖民主义思路。南京大学程璐从跨国史的视角，探讨了法属时期越南殖民地墨西哥银元与法郎的主币之争、铜辅币的本土化尝试、两次货币试错等，揭示了法国殖民者如何通过货币体系巩固其统治，以及越南社会在经济战场上的抵抗与回应，体现了越南传统经济体系与殖民经济体系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上海交通大学卢官一指出1894年香港鼠疫暴发后，港英政府在积极应对本地疫情的同时也与上海及广州交换信息，并推动了使馆与领馆、使馆与外交部、殖民机构与地方政府等方面围绕贸易、卫生等问题展开了论辩，促使通商口岸间流行病通报制度化，初步形成了连接三地的检疫网络，为英帝国对华贸易提供检疫情报，标志着英帝国在远东卫生策略的转变。

技术与霸权：流动的知识政治

本组讨论以流动的知识和技术为议题，探讨了中国西北的气象系统建设、美国德裔科学家及阿波罗计划、胶澳政府的牲畜检疫局和美日医学合作计划几个典型案例，揭示了知识技术在全球流动中的双重本质——既是权力渗透的工具，也是文明传播的媒介。

复旦大学吴宏韬探讨了1930-1940年代为开发西北及建设抗战后方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在气象科学空白的甘肃建立起以省会兰州为中心，辐射省内其他县区的气象台站系统，实现了甘肃气象事业的体系化。但是甘肃气象事业依赖中央资源的调配，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与社会需要脱节，导致其战后随国家力量的退场而边缘化，沦为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政治目标的附庸。东北师范大学李帅指出美国政府在纳粹德国战败、德国顶尖专家流亡海外之时，吸纳了V2导弹总设计师冯·布劳恩。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处于下风之时，为实现肯尼迪总统提出重振美国声望的“阿波罗计划”，带领团队研制出重型运载火箭“土星五号”，为阿波罗计划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青岛大学纪佳琪叙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岛出口牛贸易兴起与中国重农护牛传统产生矛盾，胶澳政府陷入外人要求开展牛贸和国人要求禁绝牛贸的两难境地，因而设立了胶澳商埠牲畜检验局作为调和机构，意在抑制贸易，而后随政局跌宕，该局又成为征税敛财的工具，揭示了中国政府对外邦理念、贸易要求与本国需求的调试。上海大学吕子敬介绍了美日合作医学计划中，美国占据了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并通过资金支持与技术输出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医学体系。而日本学者虽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却始终受限于美国的技术标准，揭示了冷战时期美日医学合作的不对称性，美国以“合作”名义将日本纳入亚太卫生治理网络，而日本自主性被削弱，最终沦为美国医学霸权的附庸。

传承与嬗变：文化符号的跨域流动

本组讨论以文化符号的跨域流动为主题，探讨了电影的跨国引进、游戏场的本土实践、罐头食品的知识变迁和漫画艺术的跨界表达等问题，揭示了流动的知识文化既塑造了全球文化的共通性，又被本土实践重新诠释与创新。

伦敦大学学院刘彦伊溯源了1944-1945年间法国共产党对美国引进电影的应对与阐释。在冷战阴云尚未笼罩的战后初期，法国共产党在政治与文化领域仍保有较大灵活空间，其既与苏联关系密切，又吸收了大量本土成员，在二战期间强化了爱国身份的自我构建，这深刻影响了法共对美国电影等"外来"产物的认知，揭示了政治与文化、跨国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上海大学、奥尔堡大学联合博士生徐欣蕊通过对马萨诸塞州急救与卫生协会档案等史料的分析，指出比起将美国游戏场运动视为源自德国的舶来品，其更关键的推动力是波士顿本土的生活经验与当地女性团体的积极实践，沙子花园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女性在公共话语中不得不借助更先进的“欧洲观念为自身实践赋予合法性，从而掩盖了其原本的动机与贡献。华中师范大学毛晶展示了19世纪中期随着罐头传入而进入国人视野的罐头知识的变迁。早期罐头知识多以罐头食品产业介绍为主，体现了清末农学维新的时代特色。民国后出现了专业化的罐头知识科普，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生活化的表达形式。罐头挑战了传统饮食认知，但同时也迎合本土市场做出改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物质文化变革的一个侧面。上海大学徐也可介绍了“十月革命”后流亡上海的俄罗斯艺术家萨帕祖（Sapajou）的漫画作品及其中体现的上海特色和政治表达。1923年至1941年萨帕祖一直担任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漫画编辑，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土洋杂糅的上海城市生活，而且描绘了当时上海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后者影响着萨帕祖本人的漫画立场，反映了流亡艺术家的生存境遇和艰难抉择。

越界与归属：移民治理与身份政治

本组讨论以移民治理和身份政治为主题，学者们探讨了印尼的出国移民治理政策、东欧犹太人在美国的融入进程、东非南亚移民的公民身份政治、日籍华人的个案研究等问题，体现了作为跨国重要载体的移民在民族国家结构性管控和个体身份构建之间的张力。

暨南大学陈礼豪梳理了印尼政府不同时期在出国移民治理上的举措，初步证实了这一解释框架：当民族国家向外接触出国移民与向内整合不同族群都处在低位时，倾向在出国移民治理中“收紧”民族共同体外延，反之则趋于“拓展”。以此为基础，将跨国层次的规范扩散与习得纳入分析，可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武汉大学冯佳钰集中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美国的东欧犹太人面临的排犹浪潮、经济难题和精神危机，在共同利益和“兄弟之爱”的驱使下，德裔犹太人放下成见，推动创立教育联盟，以英语课程、公民教育和职业培训为重点，促进东欧犹太人的美国化，揭示了犹太族群内部统一性的形成和东欧犹太移民对于“犹太性”缺失的焦虑。鲁东大学张亚庆通过探究殖民历史背景，进行东非南亚移民的个案研究，深入分析国际局势、历史文化、政策调整和社会互动等因素对公民身份塑造和公民权利选择过程的影响，揭示东非南亚人的移民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复杂性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演化的趋势，为更好地理解当代公民身份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连续性和移民群体视角。东京大学赵楚楚通过整理东京都立公文书馆所藏档案，考察了华侨陈清权、刘富当的生平及加入日本国籍的动机。由于晚清通商口岸开放、清政府未制定国籍法等原因，大量拥有外国国籍的华侨群体随之产生。1900-1909年大量华人或因个人生存选择、或因事业发展战略选择加入日籍，同时这一时期明治政府对外国人归化的判断未成体系，主要依靠申请者所在地方官厅的判断。

离散与生根：跨境社群的身份构建

本组讨论以跨境社群的身份构建为核心议题，通过占族穆斯林的身份调适、欧亚草原的谱系重构、孟买和上海商帮的资本网络及朝鲜族在跨域流动等案例，揭示了跨境身份认同在制度规训与个体实践下的复杂性，展现了身份边界的流动性与可能性。

海南师范大学周雅慧考察了1975年逃往马来西亚的占族穆斯林的生存策略。当马国政府以宗教身份审查为工具，将占族纳入“马来人”范畴，通过公民权与教育资源倾斜推动同化。难民群体则一边通过经济嵌入、社会适应和文化重构融入主流社会，一边在家庭内部以语言传承维系文化边界，展现了东南亚移民“在地化”研究里宗教认同视角下的新实证。内蒙古师范大学乌日格木乐结合历史文献研究与多点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基于清代盟旗制与哈萨克玉兹制对欧亚草原同源部落血缘结构的差异化改造，探讨这一历史分野衍生出的现代转型，并考察了在民族国家建设、资源竞争、文化争夺等语境下，姓氏谱系如何成为多元主体协商与重塑身份认同的弹性边界。柏林自由大学翟心格阐述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孟买和上海分别作为印度西部和中国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前者在其所在区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作用有限，后者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差异除了交通和制度等结构性因素外，主要源于本土实业家的社会网络与政治态度，这一机制可用“推拉模型”进行概括：孟买和上海各自具备对商业资本不同的“推力”和“拉力”，造成了二者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不同作用。中央民族大学焦洋、管雨晴梳理了作为跨境民族的朝鲜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身份认同的困境。1992年中韩建交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水南村朝鲜族跨境劳工的经历与心路历程，揭示了受经济利益驱使赴韩务工的中国朝鲜族受到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持有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时也拥有与韩国民众有着微妙差别的复杂心态，并随着年龄层的差异呈现出返乡、定居不同的流动结果。

秩序与象征：帝国权力的实践空间

本组讨论聚焦帝国的秩序与象征，通过王室巡游的文化渗透、医疗制度的种族边界、殖民流放的刑罚制度以及青年会的跨文化网络等案例，揭示了帝国权力如何通过空间秩序的塑造与象征符号的布展来实现统治，并最终在殖民性与现代性的交织中形成复杂的历史遗产。

南京大学王杨清雅通过研究1860-1901年间英帝国在其殖民地的文化扩张战略、王室形象塑造等内容，分析了王室巡游中的人员迁移网络、文化传播机制和身份认同构建过程，揭示了帝国时代跨国流动性的复杂特征：不仅促进母国和殖民地的双向交流，也催生了新的跨国身份认同，但也暴露了帝国内部的权力不平衡和文化冲突。江西师范大学熊林芝考察了从二战至民权运动时期，美国黑人医学组织和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等民权组织竭力推动废除医疗领域的种族隔离的行动，直至1963年西姆金斯案胜诉从法律层面宣告医院对黑人医患的种族隔离违宪，医疗领域的种族主义开始动摇，并为未来的平权行动奠定了基础。北京师范大学许宸睿展示了19世纪中叶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等南太平洋岛屿建立起的殖民地罪犯流放制，该制度具有刑罚和殖民的双重特性，意在缓解社会压力，也试图将流犯改造为定居者，服务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受限于自然环境、管理弊病等原因，建立农业殖民地的构想最终失败了，但罪犯流放制度深刻塑造了南太平洋的族群构成和社会结构。武志华探讨了1891-1913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创立和发展历程，该会由北美协会派遣的路义思至上海创建，最初即设有西人、日人等五个部门，是中国最早的都会青年会、上海西侨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的前身，其组织架构由西方中心模式转向各部联邦制，揭示了其实为近代上海东西方政治与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

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展现出四个特点：跨学科——不限于历史学科；跨边界——学者来自世界各地高校；跨时空——国内外线上线下相结合，展现“天涯共此时”之妙；以及年轻化——与会者多为青年学者，为跨国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学者们的研究在视野上突破了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叙事框架，在方法上融合了多学科视角，在叙事上揭示了历史并非由封闭实体构成，而是由无数跨越边界的动态过程所塑造，拓宽并深化了历史学研究的边界与内涵，为理解全球社会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历史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