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建国前夕，人民解放军陆续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集团败局已定，整个党和军队都对即将来临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然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等党的高层领导人，却意识到前方有更严峻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从历史经验来看，当一个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取代了落后、腐朽的力量后，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十几年，总会面临阶层固化、争权夺利，甚至腐化堕落的命运，最终可能被另一个新的力量所取代。因此，刘少奇在长期从事党的建设工作中，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早早开始思考。

刘少奇曾经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党虽然有很多才俊，有些人是学富五车的大专家，有些是拥有极高智慧的谋士，甚至连军队中的将领，许多也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职业军人。与此相比，共产党这边，很多部队的指挥员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泥腿子，或者是从工厂、矿山等地做工的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甚至一些革命初期的同志连字都认不全。只有到了延安，才陆续有一些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但真正的专家和学者仍然很少。

举个例子，刘少奇同志自己只是私塾毕业，后经过中学教育，还去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修过一年，在党内他已经算是少数几个高级知识分子之一。相比之下，国民党政权中，军事、经济、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几乎齐全。1948年，国民政府的各部部长几乎都拥有博士学位，学历水平远远高于共产党。比如，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的经济博士和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双料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等等。

尽管国民党有如此多的博士专家，这些部长和院长们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写作能力上，都远远领先于共产党的干部。但在治理国家方面，他们却失败得一塌糊涂。如果说这是阶级本质的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刘少奇分析后认为，国民党这些专家和大学者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他们与普通百姓的联系已经断裂。而共产党能够获胜，是因为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是紧密相连的，党和人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能够同生死共患难，才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刘少奇因此多次提醒全党，只有真心实意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永葆活力，不断发展。

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第一期培训班上，对即将走上党政领导岗位的学员们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特别是针对一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就可以不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可以放下了的错误思想。他提到唐太宗和魏征关于创业难与守成难的争论，唐太宗认为创业难，而魏征认为守成更难。唐太宗总结道，房玄龄和他一起平定天下，九死一生，所以觉得创业难；而魏征和他一起治理天下，总是担心骄奢引发祸乱，所以认为守成难。刘少奇通过这段历史告诫全党，守成比创业更为艰难。创业或许需要一二十年，而守成则可能需要一二百年。得到天下后，要守住江山并非易事，革命胜利并不代表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党内外确实存在不少人担心，革命胜利后，党员和干部可能会像国民党一样走向腐化。

当时，老一辈革命家们也深知这一风险，正如谢觉哉同志所指出的，中国这个国家有着深厚的封建色彩，长期以来，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平等。许多地方的官员具有很强的地方割据色彩，农村中的宗族和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刘少奇指出，党的干部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腐化堕落。党的领导者们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和提高纪律性来应对这一挑战。 1948年，刘少奇领导的党务工作者们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诸如批判地主富农、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并对堕落的干部进行处分等。这一系列举措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干部腐化堕落，挽救革命力量。他认为，如果不及时治理腐化现象，放任干部堕落，革命最终会陷入失败的危险。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党员更应该加强学习，因为环境复杂，面对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多，腐化堕落的风险更大。 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的讲话后，接受了华北主要媒体的记者采访。他简洁地表示，党必须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党什么都不怕，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们，不仅仅是这么说的，也是一直这么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一直得到人民群众的纪念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