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专家和一些电视剧都大力宣扬康乾盛世，试图美化满清的统治者。在一些清宫剧中，不管是帝王后妃，还是普通百姓，都生活得光鲜亮丽，男帅女靓。然而，真实的清朝并非如此。实际上，清朝社会底层的贫困状况和动荡局势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故事：乾隆年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伯爵访问中国，他亲眼看到了一些中国贫民的生活。这些贫民不仅吃着英国人丢弃的残羹剩饭，甚至连那些被丢进海里的死鸡，都被争相抢去。外国人眼中的这一幕揭穿了乾隆盛世的假象，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当时普通百姓的困苦生活。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清朝底层民众的生活远比这更为贫困和艰难。这也是天地会等反清组织兴起的根本原因。

在乾隆二十六年，福建云霄县有位名叫郑开的和尚创立了天地会，之后这一组织迅速扩展到南方多个省份。与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描写不同，天地会并非专门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它的成员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城市流民、流浪汉以及一些失业的士兵，他们为了生存而加入其中。由于人口过度膨胀，土地日益匮乏，很多农民无法继续耕作，吃不饱饭，娶不上老婆，生活困顿，遂加入了这一组织，寻求生存的希望。

由于当时农村的破产农民愈加增多，很多人变成了流动的雇佣劳动力，受雇于地主或者富农。还有一些人选择外出谋生，到其他地方做工或者做生意。福建的很多农民十五游食于外，即离开家乡去谋生。壮者往往佣于四方是常见现象，许多人会去集市上找工作，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但并非所有失去土地的农民都能找到生计，许多人只能四处流浪，沦为无业游民。一些流浪者或依靠乞讨度日，或投身寺庙求得温饱，还有一些铤而走险，成为了抢劫和偷盗的江湖人。

随着商品流通的增加，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小商贩，他们或挑着担子，或在街头摆摊，或开设小店，靠着沿街叫卖为生。同时，水陆交通的繁荣也催生了大量搬运工、纤夫、水手等职业，许多底层劳动者拼尽全力为了生活而奔波。

总体来说，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愈加严重，许多穷苦劳动者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他们为生存所迫，四处流浪，东奔西跑。这些人生活不安定，衣食匮乏，且力量单薄，几乎无依无靠。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深刻感受到，只有将彼此的力量凝聚起来，组织成一股合力，才能够生存下去。而中国传统的结盟拜会形式恰好成为了这些人团结的纽带，天地会的成员因此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一些小地主由于害怕天地会的力量，生怕遭到抢劫，也被迫加入其中。

与影视剧中的描绘不同，天地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秘密组织，它没有总舵主。任何参与天地会的人，只要拿到一本会簿，就可以四处传教，建立新的分会，目的主要是为了聚敛财富。在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天地会的成员严烟被捕，他向官府供述了天地会的运作方式：加入天地会的原因，大多是为了婚丧事宜能得到资助，或在与人争斗时有人出手相助；遇到抢劫时，大家互相帮助，打暗号互不侵犯，之后传教也能得到报酬。

1831年，道光十一年，贵州破获了一起天地会案件。案件的主谋马绍汤供述称，他在广西遇到一个广东的船户，船户有一本天地会的会簿，上面记录了防匪的诗歌和问答。马绍汤向吴老二支付了二钱白银和七百文铜钱，得到了这些记录。之后，他将这些内容传授给了其他人。最终，马绍汤和蒋倡华等人被捕并处决。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一些天地会的会众也参与了起义，史称洪兵起义。其中一名会众吕子桂在被捕后供述道：我年五十二，来自鹤山县药迳司维墪乡，家中父母早亡，未婚未育。某年我听从黄亚永的邀请，和二百人一起在本村义学参加了拜会，设立了同义堂，出银一元，插上五色旗，拜完后，获得硃砂钱三文。从这些会众的口供可以看出，大部分天地会的成员并非为了推翻清朝，而是为了获取帮助或进行交易。

清政府对于这种秘密结会的处理极为严厉，早在顺治年间就已下令禁止结拜，违者即处死刑。若是天地会被查获，参与者几乎都会被处决。而对于那些身处底层的民众而言，加入天地会无疑是为了生存，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加入这样的组织。这也反映出当时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与恶劣。 由于天地会的组织形式松散，一个地方可能存在多个互不相干的天地会，彼此没有联系，互不统属。因此，在天地会起义时，往往如一盘散沙，未能凝聚足够的力量取得大的成功。而一旦起义失败，组织便迅速瓦解，成员们各自逃散，最终被清廷逐个剿灭。无论是在天地会的升平天国起义、大成国起义，还是大洪国起义、湘南起义中，这一现象都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