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1897—1979)，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20年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个地质学术团体——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他撰写的《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是中国学者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不仅领导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而且有“禄丰龙”、“马门溪龙”等许多爬行动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为我国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是最早倡导“黄土风成说”的中国学者。在地质教育、科学博物馆事业及国际有关学术交流方面均有很大贡献。

中国第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家

杨钟健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主攻古脊椎动物学，并按规定选修地理学和动物学两门副科。他在1925年确定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啮齿类化石研究，布劳里教授便介绍地质系的舒罗塞指导他，舒罗塞是哺乳动物化石专家，曾从事中国的哺乳类化石研究。杨钟健的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德文)在《中国古生物志》(1927年)上发表，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从此古脊椎动物学及古人类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就和杨钟健的研究与考察及教育工作一起发展起来了。

1928年2月，杨钟健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师。他奉派主持北京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工作。1929年12月2日是中国地质界值得纪念的一天，当日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而酝酿已久的建立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也于此时完成了批准组织章程、人事安排、预算等事宜。从1929年起，杨钟健把工作重点转向考察北方“土状堆积”方面，他与法国地质学家P.T.德日进(de Chardin)在山西、陕西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记录了第三纪后期与第四纪的地层，划分出“红色土”地层，为我国黄土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们采集化石进行研究，从此他与德日进结下了深厚友谊。次年又参加了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团，去内蒙古调查新生代盆地。1931年，杨钟健参加了另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法科学考察，经内蒙古、宁夏而至新疆，然后经苏联返回北平。此后两年，他去山、陕、豫等省调查，发表了多篇论文。1934年，他的野外工作以长江流域为主，诸如雨花台砾石、龙潭下蜀壤土和庐山地貌等均经考察。这年秋天，他和卞美年去山东新泰、蒙阴等地，调查有关地层及恐龙化石，返途中，经济南，齐鲁大学地质系教授J.施可特(Scott)示以含于硅藻页岩中的鱼及植物化石；经了解，系产自临朐县内，当时他便决定调查这个化石产地。1935年春，他与德日进、裴文中作两广之行，对南方的洞穴堆积展开调查，发表了《广西和广东的新生代地层》一文，为我国南方新生代地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5月，他一人去山东临朐，偕技工3人采集了大量的植物、鱼、哺乳类及蛙类化石，他把这套地层定名为“山旺统”。这年冬天，他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

1936年春，他与由南非转道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C.L.甘颇(Camp)去山西、四川调查地质，并会同四川大学的周晓和在四川荣县采集恐龙化石。

1937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并获得“葛氏纪念金质奖章”。6月，他偕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又去山东临朐采集化石，往返两周时间。就在他回到北平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他与全国人民一样，多年顺利开展的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历史使他进入了新的境遇。

艰苦奋斗

成为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古脊椎动物学者之一

1937年8月上旬，日军进入北平。杨钟健此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护地质调查所的设备财产。经思考，认为当时只有利用协和医学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关系来达到这一目的。在这三个多月中，他日夜过着精神紧张的生活，他设法将重要标本以及他个人的图书，包括毛泽东给他的信件存于协和医院。此时，日本占领军找到章鸿钊先生，请他干事。章氏不为所动，并通知杨钟健说：“日本某学者将要请你及几个人在北京饭店吃饭。此决非好意，应早离北平。”于是，杨钟健潜行南下，同行者仅卞美年一人。行前，他抽暇到葛利普教授处辞行，葛氏老泪纵横，呜咽不能成声。

他与卞美年到天津，乘船经青岛、汕头抵香港，飞往长沙。在敌机轰炸声中，他俩与李悦言仍去调查了几个红色盆地。中国地质学会在长沙举行抗战后第一次年会，杨钟健的理事长演说题为《我们应有的努力与忏悔》,他从民族大义出发，号召地质界同人齐心戮力，艰苦奋斗。同年夏，他随地质调查所转移到昆明，不久即去禄丰、路南等地调查，在禄丰发现大批骨化石，这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禄丰蜥龙动物群。当时，他与同事在禄丰城北30公里处的一个关帝庙里办公，恐龙化石就是在这三间矮屋中研究的。

在此动物群中，许氏禄丰龙(Lufengosaurus huenei)和卞氏兽(Bienotherium)最为引人注目。前者保存非常完整，连尾巴末端的小脊椎也没缺失，装架后，栩栩如生，是研究恐龙早期进化的极好标本，现在我国各有关博物馆几乎都有它的复制模型。卞氏兽的重要性则表现在进化意义上，标本是卞美年于1938年秋发现的，远比以前南非、英国发现的同类标本完好。它具有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的混合性质，涉及两大类动物的分界问题。杨钟健于1944年出国考察时，将此标本随身带去，在纽约作进一步修理和研究，最后确定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这一来，此前已归入哺乳动物的南非和英国的种类，也均被移至爬行动物中去了，从而后移了哺乳动物最初出现时间，卞氏兽也被各国编入了有关教科书。

1940年秋，他随所转至四川北碚。此后几年，他除在北碚做研究工作，兼任重庆大学教授外，并去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考察。1943年，他被聘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次年被派出国考察，经印度到美国，在美国东、西海岸各博物馆、大学参观访问，后又赴加拿大及一些西欧国家，走访了许多古生物研究中心，特别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他观察了大量标本，并与D.M.S.沃森(Watson)、Y.T.格里戈雷(Gregory)、A.S.罗默尔(Romer)、G.G.辛普森(Simpson)、E.H.科伯特(Colbert)等名家共同探讨有关问题，完成了多篇重要著作，从而成为当代最活跃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1946年4月，他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祖国，但当时的社会状况实难令人乐观。他面对现实，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做些野外调查；一方面仍积极筹划恢复新生代研究室，却因各种因素未能实现，于是只得又返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此一时期，正如他自己写道的：“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为我的生活最感烦闷的时期”,此时，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8年10月去西安赴任，次年1月即回南京，并在那里迎接了解放。

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1949年6月，杨钟健应邀至北平出席“科学技术界代表大会筹备会”,12月，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他到任不久，即与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等人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1年秋，他与刘东生、王存义去山东莱阳和山东大学地质系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查白垩纪地层，是为青岛棘鼻龙。1953年，辞去编译局长职务，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次年5月，去安徽泗洪等地野外调查。1956年，他与斯行健、赵金科、周明镇组成中国古生物学访苏代表团去苏联各地访问两月。在此期间，达成了中苏古生物科学考察协议，并为以后古脊椎动物研究作了战略性的部署。次年，其研究室改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经常去山东、山西、内蒙古、甘肃等省调查。1959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完成论文多篇，诸如新疆白垩纪的飞龙，以及华南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等工作，就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完成的。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倍增，过了80寿辰后去山西许家窑考察古人类遗址；1978年4月，去广东三水县调查产鱼化石地层；9月到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学术讨论会，并到野外考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旅行。返京后又于10月去上海与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会晤，回京后抱病撰写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发言稿。1979年元旦因胃出血住入医院，1月15日逝世。

“记骨”的业绩及其精神基础

杨钟健将他发表过的著作按年编目，集为一册，名为《记骨室文目》。

杨钟健50多年的科学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5年至1936年，主要从事我国北方新生代地质及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第二阶段是1936年至1948年，工作内容除前一时期的继续外，逐渐转向爬行动物化石方面及中生代地层；1949年以后为第三阶段，主要工作是研究中生代各时期的爬行动物，包括不少总结性论文，另外参与科研管理工作。

他于1936年以前发表的100多篇著作不仅涉及古生物，而且接触到地层学、地史学、气象学等地学的许多学科，由于这些著作大多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有关方面的最早或早期论述，所以对推动有关学科与教育工作起了启蒙和先驱的作用；但总的来说，他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古哺乳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方面。前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啮齿类、兔形类和偶蹄类的研究，这不仅在于他记述了大量新的属、种，从而丰富、充实了人们对中国北方第四纪动物群的内容、分布和演化历史的了解，而且还在于他所研究的这些化石，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和德日进、卞美年、裴文中等人在广泛深入的野外考察中采集的，既有可靠的产出地点与地层层位，又有详细的地质记录，因而有可能使他根据哺乳动物化石的性质，进行精细的地层划分和地区间的对比。在地质学方面，由于杨钟健等人的工作，使地质工作者早在30年代，即能根据啮齿类、兔形类及鹿类等“化石带”,对华北以黄土为主的各种“土状堆积”以及河湖相沉积物，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将过去笼统归入黄土的堆积，分为“红土”、“红色土”和“黄土”(狭义的)三部分；并将“红色土”的时代明确为上新世末至更新世，而且进一步把它分为“A”、“B”、“C”三带，代表三个不同地史阶段的沉积，每个带都有代表性的哺乳动物化石。他还确立了上述各时期中国北方黄土地层的大致分布范围、其特征演变以及与古气候、地壳运动的关系，为黄土风成说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所有这些工作均为中国第四纪地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4年起，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在前一阶段业已奠定了基础的研究课题的扩大，其野外调查的范围由北方转向西北和南方。他的第一批有关华南哺乳动物化石的论述，对我国秦岭以南及河套以西地区的新生代和部分中生代的陆相地层、地史以及脊椎动物化石组合提供了最早的认识。

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爬行动物化石，虽然他在这一阶段内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尚不多，但确有若干重要的发现，例如，袁复礼在新疆找到了一大批爬行动物化石，交给杨钟健研究。这一研究表明，三叠纪初期大量生存于南非和印度大陆上及南极古冈瓦纳大陆的水龙兽及与之共生的阔口龙也出现于我国境内，这有力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大陆与南方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指出了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的必要性。此外，他报导的山西首次发现的三叠纪肯氏兽动物化石也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再是，他记述的宁夏和新疆等地中生代后期的恐龙化石，开创了我国西北地区恐龙研究的历史。

自1938年，他的研究工作有很大部分是围绕着“禄丰蜥龙动物群”的材料进行的。他和卞美年一起，采集了禄丰盆地中一批数量众多的恐龙、最早的鳄类、槽齿类和三列齿类等化石。杨钟健先后发表了20多篇文章，包括3本专著,介绍了这一动物群的组成内容、性质分析、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以及地质时代、科学意义等等。这一研究使禄丰动物群成为这个重要地史时期的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的和标准的化石地点。他本人也成为国际上有名望的卓越古生物学家。

他的研究工作的第三阶段，是随着建国后各地建设工程的开展、大量脊椎动物化石被开采出来而进行的，如四川的侏罗纪恐龙、山东的白垩纪恐龙等。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并结合过去他的有关论著,中国大陆上恐龙动物群的演变过程的轮廓，在杨钟健近20年的辛勤探索下已大致清楚了。

50年代与60年代是杨钟健一生中学术活动最活跃时期，除了大量的学术领导、组织工作，野外与国外考察和科学写作、总结工作以外，他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到爬行动物的各个重要门类和方面，基本上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爬行类化石材料最丰富、多样和重要的一个地区。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发展与杨钟健的学术活动是分不开的。他之所以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是与他的精神世界及工作特色密切相关的。

综观杨钟健各个时期的学术活动，其中始终贯穿着他的诚挚的爱国情操。他逝世后不久，许德珩先生手书了一首悼念他的词，这首“浪淘沙”的上阕写道：“五四风雷年，六十年前，共驱国贼救时艰；同学少年君与我，战友情牵”。“五四”运动对于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行动的要求，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发出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杨钟健是这样填写的：“终身欲研之学术：地质学——偏重古生物学；哲学——偏重人生哲学；文学——偏重诗歌(旁及)。终身欲从事之事业：调查地质、著述、教育。备考：预定十二年(1923年)毕业北大地质系后再留学四五年”；言必行，行必果。他的这些志业后来果然全部实现了。他时时以祖国的前途为念，1924年在德国时有如下两首小诗：“劳苦我何辞，知识但得求，国威哀不扬，泪向天涯流”；“荆棘遍祖国，愧见此河山，今生无所补，空为一青年”。他在国外参观了许多陈列馆(博物馆)，并究其功效，深感这对于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很大作用。早在1925年他就发表文章论述陈列馆工作的重要性，1931年又撰文道：“当我十二年(1923年)至十七年(1928年)在欧洲时，几乎无一日不感觉到外国陈列馆的众多和其意义与效力的伟大，也几乎没有一天不感到我国关于此项事业的幼稚与有努力的必要。”他自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兼任馆长直至去世，努力使它得到发展，但他说过，这个博物馆的规模太小，比他20年代在瑞典看到的自然博物馆还小，更比不上美、英、德等国的了。在他晚年时，曾与动物学家、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先生积极筹划建立一个“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可是这两位学者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均相继作古了。

杨钟健性情率直，对于工作人员的素质、效率要求较高，他是多么渴望青年的成长与提高！在他去世后，不少人怀念他扶掖后学的作风，再欲受到他的“指责”已不可得。

他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节奏性和概括性。每年除夕，他要把当年发表过的著作目录写成清单，摆在案上，引杯自贺，这是他个人的工作小结。他对于古脊椎动物学及新生代地质的进展，经常作出阶段性的总结，将研究情况及时向同行通报并作科普宣传，例如他发表的《新生代研究之回顾》(1931年)、《<自然〉的二周年》(1934年)、《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之新趋向》(1937年)、《抗战三年来新生代地质及脊椎动物化石之进展》(1941年)、《三十年来之中国古生物学》(1947年)、《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1948年)、《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基础、现况与发展》(1953年)、《十年来的中国古生物学总论》(1959年)、《新生代研究的展望》(1964年)等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论述，对于有关学科的发展显然具有指导作用。

还应指出，他不仅及时总结国内学术的发展状况，并且密切注意国外的学术动态，他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其目的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和我国的同类工作有特别重大的关系。”例如，1946年发表的《美国地质机关谈》,详细列举说明了美国地质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功能等。又如《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948年)与《烽火中谈学人》(1947年)二文，把美国以至英国自20世纪初的地质古生物学者直至“现在主力”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突出描写每人的专长与贡献。这对国际学术交流与借鉴显然大有裨益。

早在50年代初期，他便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主要任务归结为“两种堆积，四个来源”两句话、八个字。前者是指我国主要在北方广泛分布的“土状堆积”和南方分布极广的大量的中生代和新生代盆地中的陆相堆积；四个来源是指鱼类(亦即整个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类、灵长类和人类的起源。现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四个主要研究室基本上是他所概括的八个字在生物与地层两方面的具体展现。

杨钟健每次外出作重大考察后，必有一册游记出版，如留学时的《去国的悲哀》、30年代初在蒙古、新疆调查时的《西北的剖面》、抗战时的《抗战中看河山》、在美考察时的《新眼界》和《国外印象记》以及50年代的《访苏两月记》等。在这些书中，不仅翔实记载了地质古生物方面的事例、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常有一定篇幅涉及国计民生问题，反映了他与祖国、人民息息相关的情感。

杨钟健一生研究了大量化石，记述了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共209个新属新种，对我国生物地层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脚踏实地，不尚空言，既不好高鹜远，尤恶故弄玄虚，而只是与实际调查及客观事实打交道。他确是一位正直、务实的科学家。

杨钟健简历

1897年6月1日，生于陕西华县龙潭堡，父亲为教育家杨松轩。

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受新文化运动熏陶，萌发爱国热忱与学术兴趣。

1920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9月，与地质系同学共7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中国首个地质学术团体），获李四光等教授支持；同年，李四光到北京大学任教。

1921年，当选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期间，李四光在教职员罢课期间仍带领杨钟健等学生赴河北六河沟煤矿、京郊三家店等地实习，杨钟健背回植物化石时，被李四光戏称为“载月荷石归”。

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冬赴德国留学前，李四光极力赞成并致信建议其专攻古脊椎动物学，还推荐慕尼黑大学的舒罗塞、布劳里教授为导师。

1924年，正式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主攻古脊椎动物学，选修地理学与动物学；李四光仍通过书信关注其学习，叮嘱重视动物学与古脊椎动物学基础。

1925年，确定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李四光得知其学费困难，多方筹措地质调查所津贴，还协调将中国送往瑞典的脊椎动物化石分出部分供其研究，促成论文同时作为博士论文与调查所报告发表。

1927年，获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发表，成为中国首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

1928年，经西伯利亚回国，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师，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李四光此时已赴南京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仍关注其周口店工作进展。

1929年，参与筹建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身），任副主任，负责该室工作；与德日进合作调查晋陕“土状堆积”，划分“红色土”地层。

1934年，随中法科学考察团赴内蒙古、宁夏、新疆考察；同年春，与李四光、德日进等中外学者共赴庐山考察冰川，李四光提出第四纪冰川观点，杨钟健初期持骑墙态度，后受李四光影响转变认知。

1936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李四光为理事；参与筹备《地质论评》，任古脊椎动物编辑，李四光构造地质编辑；秋末，与李四光、裴文中等同赴周口店考察第四纪地质；11月，当选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李四光为同为委员。

1937年，再次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李四光为理事；获“葛氏金质奖章”；年底，在长沙召开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出席会议的理事只五人，李四光参会。

1938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在云南禄丰发现大批恐龙化石，命名“禄丰蜥龙动物群”。

1942年，代表丁文江纪念基金委员会，向李四光颁发第二届丁文江纪念奖金，盛赞其治学精神与对地质事业的贡献。

1944—1946年，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等国访问及讲学。

194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出任西北大学校长，抵制学校迁川图谋；同年，李四光亦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在南京迎接解放；6月，出席全国科学技术界代表大会筹备会。

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8月，受李四光推荐，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李四光整合全国古生物研究力量。

1952年，李四光提议由杨钟健牵头筹备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杨钟健任馆长；参与地质机构调整，推动古脊椎动物研究独立发展。

1953年，辞去编译局局长，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李四光支持其将研究室留在城区，避免搬迁影响工作。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任所长；与李四光共同参与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分别任副主任、主任，推动冰川与第四纪地质研究。

1959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长期致力于博物馆科普事业。

1960年，李四光专程赴北郊祁家豁子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听取杨钟健工作汇报并提出指导意见，还参观标本馆。

1971年，李四光逝世后，杨钟健撰写回忆录缅怀恩师，追忆五十余年师生情谊与学术交集。

1978年，81岁高龄仍赴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学术会议，野外考察冰川遗迹。

1979年1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毕生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地层学等领域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