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的话题——从整体来看,清朝确实在很多方面强于明朝。 治乱兴衰是封建历史中永恒的循环规律。从夏商到明清,无论是绵延三百年的长寿王朝,还是昙花一现的短命政权,都逃不脱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命运。每一个朝代都要经历辉煌与混乱的交替,历史就在这样的波涛中滚滚向前,不曾停歇。
两个朝代放在一起比较,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若非要比较,也只能从物质和量化的角度出发——比如版图大小、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等等。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因为游牧民族取代农耕文明,就断言这是倒退。从发展的视角看,它之所以能取代,背后必然存在深刻合理性。 同样,我们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封建农耕文明比游牧文明更先进。每一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走向汉化之路。农耕文明的教育、制度和文化在他们中间迅速传播开来,而游牧民族自身也有其独特魅力和可取之处。由此来看,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审视明与清,清朝在整体上确实更为强盛。 首先,清朝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格局。朱元璋起家,依靠的是对元朝统治的情绪反弹,这也注定了明朝社会带有明显排外倾向。朱元璋、朱棣整天北伐,穷追元朝残余势力,希望把他们赶得越远越好,哪怕投降臣服,也不愿接纳他们到中原定居。 明朝对游牧民族的态度,从西域经营就可见一斑。汉唐时期,都曾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以维持边疆秩序和文化交流,而明朝在北部和西部的版图几乎没有扩展。清朝则大相径庭。在实现大一统之后,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南北对立,促进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融合。南北对立这一问题,自春秋战国起便长期困扰中原——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文明之间的矛盾,从未得到彻底解决。 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的差异。相同土地上,牧民想建帐篷放牧,农民却要盖瓦房耕作。生产方式不同,思维模式和利益诉求自然分歧,冲突由此产生。汉朝的匈奴、唐朝的吐蕃、宋朝的辽金西夏,几大封建王朝都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而明朝更是束手无策。 直到清朝的出现,南北对峙才得以基本缓解。各民族虽不必然认同彼此的生活方式,却能够和谐共处。这不仅是一种局部社会秩序的体现,更意味着北方不再需要长期投入巨额兵力防御,即便北蒙古和葛尔丹偶尔骚扰,也无法形成实质性威胁。从这一点看,清朝的进步几乎无可比拟。 其次是人口与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在封建社会中,衡量社会发展最直接且客观的指标,就是人口。人口的繁衍几乎能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的富足程度。 明朝曾有短暂的高速发展期,也就是朱棣时期永乐之治,社会经济空前繁荣,郑和下西洋便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但这段繁荣之后,明朝经济迅速停滞,人口全盛期也不足两亿。清朝进入康熙、雍正时代后,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康熙在位61年,雍正13年,合计七十余年,奠定了乾隆时期人口超过三亿的基础。即便后期清廷昏庸,内忧外患不断,人口仍保持在四亿以上。古代社会的繁荣与否,人口数目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指标——人口多,意味着物质生活、医疗条件相对优越,人类才有繁衍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清朝的封建制度达到了顶峰。现代人眼中,封建制度或许落后甚至腐朽,但在当时,它代表着先进文明。从封建社会内部来看,清朝无疑是封建制度最完善的朝代。 清朝制度的完善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皇族没有叛变之忧;二是没有宦官专权;三是没有外戚干政。藩王只是名义上的贵族,没有实质封地或特权,最多拥有些家财和宅第。皇帝可以征求藩王意见,却绝不会直接赋予他们权力。相比明朝宦官与权臣的横行,清朝的制度显然更稳健、更科学。藩王、宦官、外戚这三大封建社会毒瘤,曾长期困扰历代王朝,清朝则彻底规避了这些问题,实现了皇权与权力结构的有效制衡。总而言之,清朝在很多方面确实超越了明朝,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次进步。后人不能仅因为清朝最终因列强入侵而覆灭,就全盘否定其成就。如果历史可以假设,若明清顺序调换,谁也无法保证明朝面对列强侵略时,能比清朝表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