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早春时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国政府递交外交照会，明确要求其在180个自然日内，将被强行运离中国本土长达118年的唐代鸿胪井碑完整归还，并随附一份详尽的18件流失文物追索清单——每一件均标注原始出处、劫掠时间、运输路径及当前收藏位置。此举并非平常的外交交涉，而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历史正名行动。或许有人疑问：一块石碑，何以引发如此深远的反响？

历史的清算，已悄然拉开序幕！2026年早春，东京千代田区外务省本部大楼内，一份文件悄然抵达日本外交官案头。没有新闻发布、没有公开表态，只有一份措辞严谨、格式规范的正式照会，依照外交惯例由中方使馆人员递交。这份照会与以往常见的加强合作期望关注等柔性表述截然不同，直指核心：180天的限期。意思再清晰不过——自照会生效日起，半年之内，必须将包括唐鸿胪井碑在内的18件中国法定流失文物，按原样、原址、原装归还。

这不仅仅是文化机构之间的常规交流，也不是单纯的道义呼吁，而是一份具备法律效力，附带倒计时机制的主权主张文书。更加关键的是，中方并未止步于宏观诉求，而是同步提交了一个结构严谨、证据充实的《文物追索明细表》：每一件文物的名称、年代、原始地点、被劫时间、劫掠主体、转运方式以及当前收藏位置，逐一列出，环环相扣。清单中的第一项，正是那块重达9.5吨的唐代鸿胪井碑，它自1908年起，便安静地伫立在日本皇居吹上御苑深处。对于日本而言，这份照会犹如一张沉重的百年债务确认书，它所索要的不仅是物品本身，更是那段被有意抹去的殖民掠夺历史。

为何选择在此时启动追索程序？这并非一时冲动。就在照会发出前几周，三卷本《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汇集了三百多份原始档案，覆盖唐代的立碑诏令、辽金元明清的地方志记载、清代旅顺厅的公文、甲午战争后日军占领记录、明治时期海军省的移交文书等内容，并首次呈现了高清拓片、毫米级三维建模数据和光谱成分分析报告，构成从714年立碑到2026年追索启动的全周期证据闭环。过去我们在国际平台常常诉求良知与共情，如今我们以铁证如山的方式，将立场坚实地建立在国际法与外交实践的根基之上。

要真正理解这块石碑的重要性，必须回到公元714年那个盛唐的时代。当时唐玄宗执掌朝政，鸿胪卿崔忻奉命出使渤海国，在今辽宁旅顺黄金山麓的两口井旁竖立这块石碑。碑文中写着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明确记载了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政治事实。这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纪念性石刻，它背后承载着册封制度、疆域认定、朝贡秩序的三重政治功能，是中原王朝在东北亚地缘格局中主导地位的实体化宣言。围绕渤海国政权性质、东北边疆历史归属等问题，这块碑始终是最具权威性的实物证据。因此，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物的范畴，成为一种象征主权的符号。

然而，今天，这块象征着中华王朝在东北亚行使最高政治权威的石碑，却静静地安放在日本天皇的日常起居区域——园林的深处，成为所谓帝室御物的一部分。其背后的政治含义不言而喻——将代表中国东北亚宗主地位的历史界碑，置于本国最高权力象征的空间，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操作：一方面，它是对曾经军事胜利的无声炫耀，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象征性移植，完成了一次主权位移的仪式。长期以来，中方主要依靠学术界的声音和媒体的理性呼吁来表达立场；而此次，首次通过设定刚性时限的国家级外交照会形式，明确将诉求框定在法律框架内，鲜明地表明：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资产，应该回归。

唐鸿胪井碑的命运转折，源于1908年前后。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逐步控制辽东半岛。日俄战争后，旅顺口完全落入日本军政系统管辖，随之展开当地的文物普查。矗立在旅顺黄金山南麓的唐代石碑，成为日军眼中具有战略价值的遗迹。旅顺镇守府司令部下令拆除碑亭，动用滑轮组和蒸汽绞盘将整块碑体和基座运至旅顺港，再由海军巡洋舰平远号押送至东京，作为日清战争特别战利品，献给明治天皇。这一过程并非空穴来风，日方也有完整的原始档案记录，诸如《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详细列出了碑的采集地点、拆卸方式、运输时间等，这些都清晰地表明：此物是在武装占领下，经过军事系统组织，以战利品名义转移的文化财产。

根据国际法的普遍准则，战争期间对文化财产的掠夺，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尤其是在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之后，这一行为更是明确受到法律的谴责。长期以来，日本以皇室私产为由推诿责任，宣称这些文物属于天皇私人所有，无法干预。但这一说法在基本制度面前，显然经不起推敲。

事实上，宫内厅作为主管皇室事务的行政机构，依法属于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部分，预算由国会审议，所有职员都是按照《国家公务员法》任命的正式公职人员，其所保管、展示、研究的御物，都处于国家行政体系的监督之下。因此，所谓皇室私藏，不过是披上传统外衣的国家文化资产管理体系。而这次中方照会的核心不仅锁定了唐鸿胪井碑，还细致地列出了其他17件同样具有战争掠夺背景的文物，如商代晚期的亚醜方鼎，这件文物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就被德军劫掠，随后流入日本收藏；又如明代航海罗盘与清代宫廷画作，它们均出自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的文物搜刮行动。将这些文物置于同一个追索框架下，不仅仅是个别文物归属的问题，而是绘制出一幅完整的近代日本对华文化掠夺图谱。对日本而言，这等于是将一个长期搁置的历史问题，重新推上了国际法和外交舞台的前沿。

中方此举，显然并非仅仅是为了博物馆的收藏品数量，而是在更广阔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层面，争夺话语权。唐鸿胪井碑的归还，不仅仅是对东北亚历史解释权的重新审视，也是对日本国内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一次有力回应：对任何企图歪曲、掩盖、否认侵略战争本质的行为，中国将通过坚定、专业、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回击。

通过文物这一具象的载体，我们将抽象的历史罪责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实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