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江原道的稻田还笼罩在薄雾中。崔英浩已经赤脚踩进冰凉的泥水里，弯腰插下今天的第两百株秧苗。在他身后，整个村庄的人都以相似的节奏在田野间移动，像一支沉默的军队。而在两百公里外的平壤，金哲圣正被闹钟唤醒——他今天要去金日成广场参加团体操排练，作为平壤大学生，这是他的光荣任务。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却像是活在两个平行世界。分隔他们的，是一本小小的、绿色的户籍证件。

在朝鲜，一个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从出生那一刻就被写定了。

如果你出生在平壤、元山、南浦这样的城市，恭喜你，你自动获得了这个国家最珍贵的身份之一：城市户口。这意味着你可以吃“商品粮”——每月凭粮票领取固定的大米、玉米和食用油；成年后，国家会为你分配一份工作，可能是工人、教师或机关职员，每月领取虽然微薄但稳定的工资；你的孩子可以在设施相对完善的学校上学。

如果你出生在像崔英浩家那样的农村，你的世界就从田埂开始。没有工资，只有工分。每天清晨，生产队的哨声就是命令。你弯腰耕作的时间，被记分员一笔一划记在皱巴巴的本子上。到了年底，这些工分将决定你家能分到多少口粮。多劳多得？理论上是的，但更多时候，“够吃”就是最大的奢望。

“我父亲那辈人，一辈子最远就去过郡里（县）。”崔英浩说这话时，眼睛望着远处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没有通行证，农村人连去隔壁郡探亲都需要层层审批，更不用说去平壤了。

朝鲜的城乡之间，横亘着一堵比任何物理屏障都坚固的墙。

农村人不能在城里买房——即使有再多的钱（当然，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农村人不能在城里长期工作——除非你是被国家选中的建筑工人，来为城市盖楼，但楼盖好了，你就得回去。农村女孩最大的梦想，往往是嫁到城里去；而城里女孩，几乎没有人愿意“下嫁”到农村——那意味着放弃商品粮、放弃稳定的工作、放弃下一代的城市身份。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景象：在平壤火车站，你能一眼认出哪些是农村来的人——他们通常背着大包小包，眼神里既有对城市的向往，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局促。他们可能在城里有个亲戚，拿着好不容易批下来的通行证，来送些自家种的土豆或晒干的鱼。他们不能在城里过夜，探视时间一到，就必须踏上返程的班车。

“我姑姑嫁到了平壤。”崔英浩的堂弟说，语气里不无骄傲，“但她已经五年没回来了。来回一趟太麻烦，通行证不好办。”

但这堵墙并非完全没有缝隙。对朝鲜农村孩子来说，有一条狭窄却光明的路：读书。

每年，那些在田埂边借着最后一点天光苦读的少年中，会有极少数人通过激烈的竞争，考上大学。一旦被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或金策工业大学录取，命运就开始转向。国家会为这些“天之骄子”提供城市户口，毕业后分配城市工作。他们从此脱离了土地，成为了“吃商品粮”的人。

崔英浩的哥哥就是这样走出去的。他是村里二十年来第一个考上平壤大学的人。离家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母亲哭了，但那是高兴的眼泪。”崔英浩回忆，“我父亲整晚没睡，一遍遍检查哥哥的行李，其实就几件衣服和一堆书。”

这条路有多窄？一个普通的郡（县），一年可能只有一两个名额能进入平壤的重点大学。但对于成千上万的农村少年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想象到的、改变命运的方式。

如果说城市户口是金子，那么平壤户口就是钻石。这里有全国最好的学校、最完善的医疗、最丰富的物资供应。平壤地铁深度超过100米，被称为“世界上最深的地铁”，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国家实力的展示。平壤的孩子们学习钢琴、芭蕾，参加万景台少年宫的各种活动——这些对农村孩子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但即便在平壤，内部也有层级。核心区（如万景台区）的户口比边缘区更珍贵；机关干部家属院的供应，比普通市民区更优渥。只不过，这一切与农村人无关。对他们来说，平壤是一个符号，一个在新闻片中看到的光鲜亮丽的都市，一个遥远得几乎不真实的梦。

在朝鲜，婚姻可能是城乡差异体现得最赤裸的地方。

“我姐姐28岁了，还没结婚。”一位来自农村的导游私下说，“她想嫁到城里，但很难。城里男人宁愿找个条件差点的城里姑娘，也不愿找农村的。”一旦城乡通婚，不仅农村一方难以获得城市户口，他们的子女户口随母亲，这意味着孩子也将是农村户口——对许多家庭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于是，大多数婚姻仍然在同一阶层内进行。农村女孩嫁农村男孩，城里姑娘嫁城里小伙。偶尔有例外，要么是农村女孩格外漂亮或有特殊才能，要么是城里男子有某种“缺陷”。爱情？在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面前，往往要让步。

而在平壤，金哲圣有时也会望着窗外想，那些生产粮食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只是从课本上知道，农村是国家的粮仓，农民是光荣的劳动者。他很难想象，那些“光荣的劳动者”每天是如何在泥水里劳作十几个小时，只为了一家人的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