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都监源于唐后期行营都监军使，是为了统一监督来自诸道和禁军的多支部队。天复三年宦官被杀、藩镇监军使被废后，朱梁不再设藩镇监军使，只设主要由内职担任的行营都监。后唐建立后，庄宗在地方重设宦官监军使，行营监军亦由宦官充任。明宗即位后，再杀诸道宦官监军使，行营都监亦回归后梁之制，屯驻都监则随着禁军、藩镇军分屯迅速发展。出于御边考虑，明宗明确规定屯驻军队由本地节帅指挥，屯驻都监成为节帅下级，不过屯驻都监有单独奏事权，依然可以发挥监督一方之责。宋初随着知州制取代刺史制，屯驻都监获得部分地方统兵权，地位一度上升。但随着诸州军队被拣选为中央禁军，屯驻都监地位又很快下降。宋太宗朝都部署体制确立后，驻泊都监成为地方重要统兵官。至此，北宋都监制度基本尘埃落定。

都监（监押）全称为兵马都监（监押），“有路分，有州、府、军、监，有县、镇，有城、寨、关、堡”， [1]在宋代设置十分普遍，是地方统兵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任职者资历，武官閤门祗候以上出任都监，三班使臣任职监押；知县监镇时，知县由朝官充任则兼都监，京官充任则兼监押。[2]

都监源于唐后期的宦官监军，经过五代的演变，至宋初成为统兵官。这一变化过程，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友永植从追溯宋代都监制度源头入手，讨论了唐五代的行营都监、五代的州县都监，指出宋代禁军的行营都监源于唐代的行营监军，屯驻禁军都监则是五代屯驻禁军监督官和地方藩镇监军使融合而成。行营都监主要由内诸司使和三班使臣充任，州县都监在监视藩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 渡邊久论述了北宋都监的起源、宋初的类型、相关制度及变化，是目前关于北宋都监最为全面的研究。不过该文对五代宋初都监演变轨迹仅进行了简单勾勒，并未深论。 [4]李昌宪在讨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形成时，对都监的变化亦有简要论述。[5] 赵冬梅展示了州都监在北宋前中期地位下降的过程。[6] 张萌将五代十国的监军、都监区分开来，分别进行考察，举证颇丰，但她对监军与都监之别，把握并不准确，所举五代监军例子除后唐庄宗时期外，均为都监。[7] 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已不少。但尚有一些问题未得到彻底厘清，如都监与监军之关系、都监在五代宋初的演进轨迹及其与地方武力整合的关系，故笔者欲对五代宋初的都监演进重新讨论。

一、唐后期的行营宦官都监

都监源于唐代的宦官监军。杜佑指出，唐前期以御史监军，“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8] 安史乱后，内地方镇林立，监军在诸镇普遍设置。由此监军分化为两类：一是“莅戎于征讨”的行营监军，二是“护兵于镇守”的藩镇监军使。[9] 都监的产生主要与行营监军相关。[10]

行营是唐后期五代宋初大规模征战时军队编制的主要形式。行营军队一般由禁军和藩镇军两部分组成，唐后期以藩镇兵为主，五代宋初以禁军为主。[11] 唐后期行营军队主要来源于诸镇，由各镇节度使和监军统率，诸镇节度使之上，又设置行营都统、招讨使等统一指挥作战。与之相应，诸镇监军使之上亦设置“都监军使”为总监军，都监正是都监军使之简称。[12]建中四年（783）泾原之变后，唐德宗“不欲以武臣典禁兵”，[13] 委禁军军权于宦官，行营中亦开始设立都监军使。贞元十六年（800）二月，德宗以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皆受全义节度”，[14] 讨伐蔡州节度使吴少诚。同年七月为吴少诚所败，“全义与都监军使贾（秀英）〔英秀〕、贾国良等夜遁，遂城守溵水”。[15]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都监军使。元和元年（806），唐宪宗以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讨西川节度使刘辟，“以刘贞亮为都监”；[16] 十月，宪宗以西川平，下制曰：“其收复成都诸大将、擒获刘辟军将，委崇文与都监军使俱文珍条疏等第闻奏。”[17] 俱文珍即刘贞亮旧名，[18]亦可证都监即都监军使。他例甚多，不枚举。

都监之外，唐末尚有“都监押”和“都都监”。广明元年（880）底，黄巢占领长安。次年二月，“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19]为收复长安，中和二年（882），唐廷以宰相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当时唐军讨黄巢，“诸将为都统者甚多”，[20]故以王铎为“都都统”以统之。与都都统相应，亦出现“都都监”之称。可见都监押、都都监同样产生于行营体制。在监军系统中，二者均比都监高出一个层级。[21]

由上可知，都监是伴随行营产生的，主要用于监督来自不同节镇以及神策军的行营大军，从职任上与诸道监军使并无实质差异，故都监又常被称为监军。如前引贞元十六年与韩全义一起遁逃的都监军使贾英秀，《旧唐书·韩全义传》、《新唐书·韩全义传》均作“监军贾英秀”；[22]前引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旧唐书·郑从谠传》则作“代北监军使陈景思”。[23]但都监与监军使又有区别，监军使为正式使职，有相对稳定的任期，[24] 经常参与藩镇军政、民政、财政事务；[25]都监职权则只涉及军政，为临时差遣，[26]随行营而置罢，任职者需要以他职充任，前引西门思恭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充任。

天复三年（903）正月，四镇节度使朱温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手中夺回唐昭宗，随即与宰相崔胤奏请“悉罢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之后朱温“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其出使外方者，诏所在收捕诛之”。[27] 诸道监军使遭受毁灭性打击，“惟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清海监军程匡柔、西川监军鱼全禋及致仕严遵美，为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所匿得全”。[28]随着宦官集团的覆灭，行营宦官都监亦暂时退出历史舞台。

二、五代的行营都监、屯驻都监和宦官监军

五代时期的兵马都监可分为行营都监和屯驻都监两类。与行营都监随行营置废不同，屯驻都监长期驻扎地方，负责管理分屯各地的禁军和藩镇军，多以“州兵马都监”、“县兵马都监”等系衔，友永植称之为州县都监。[29]笔者之所以不用此称，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除了州县都监，五代尚有镇、寨等都监，州县都监之称不足以涵盖所有非行营都监；其次，五代都监的设置取决于屯兵的有无，并非普遍设置于州县，县都监设置很少；第三，五代屯驻都监与宋代的州县都监差别明显，不宜均用州县都监之称（以上三点详后）。屯驻与行营恰好对应，屯驻都监之称可以指称所有非行营都监。五代各朝，后梁、后唐都监的发展情况最值得注意，后唐明宗以降则变化不大，以下将分后梁、唐庄宗时期、唐明宗以降三个时期阐述五代都监、监军的发展情况。

（一）后梁的行营都监

正如学者所强调的，朱温所反对的主要是由宦官充任的诸道监军使，[30] 朱梁时代也的确不再设置宦官监军使。后梁对军队的监督，主要通过内职（包括内诸司使和三班官）充任的行营都监来进行。

开平二年（908），朱温因围攻潞州的行营“久无功”，削夺行营都统李思安官爵，“斩监押杨敏贞”。[31] 开平三年六月，后梁西路行营都招讨使、同州忠武军节度使刘知俊以同州降岐王李茂贞，“执监军及将佐之不从者，皆械送于岐”。[32] 开平四年冬，朱温“欲兼并镇、定”，[33]“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34] 梁末帝“每一发军，即令近臣监护，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35] 张业“事梁为东头供奉官……频领监护之任，皆立战功”。[36]段凝以庄宅使“监大军于河上”。[37]贞明二年（916），后梁“庆州叛附于岐”，梁末帝“以左龙虎统军贺瓌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将兵讨之”，[38]右武卫上将军张筠“权西面行营都监”。[39]贞明六年，“冀王（朱）友谦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领军经略蒲、晋，诏（客省使安）崇阮监军”。[40]龙德三年（923）八月，梁末帝命滑州节度使王彦章率兵万人，“谋复郓州，以张汉杰监其军”， [41] 张汉杰时为禁军控鹤指挥使。[42]以上诸例中，行营兵马都监、监押为正式官称，监军则是俗称，后梁只有行营都监，未见地方监军使。行营都监随行营置罢，只是临时差遣，需以他官充任。以上都监中，七人身份可知，五为内职（杜廷隐、丁延徽、段凝、张业、安崇阮），一为禁军将领（张汉杰），一为环卫官（张筠）。可见内职是行营都监任职主体。下及五代宋初，一直如此。[43]

后梁行营都监与唐后期行营都监一脉相承，任职者均为皇帝近臣。但二者又有明显差异。唐后期任职者为宦官，后梁则是武将充任的内职。宦官都监虽常干预军事指挥，但较少直接统兵作战；[44]武将都监则不同，在监察诸将的同时，亦直接参与战斗，兼具监军、将官两种身份，不少人后来改转禁军将领、刺史乃至节帅。[45] 人选的变化使都监逐渐从监军向将官转变，成为宋代都监形成的重要条件。

（二）唐庄宗时期的宦官监军

天复三年朱温诛杀宦官，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分别为节度使李克用、刘仁恭所匿。天祐元年（904）朱温弑昭宗后，承业、居翰复为二镇监军。天祐三年刘仁恭“遣居翰与书记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节制昭义，以居翰监其军，以燕军三千为部下”。[46]张承业、张居翰是目前所知后唐建国前仅有的两位藩镇监军使。此外，李存勖亲军银枪效节军亦以宦官监军，任职者为韦令图。[47]

同光元年（923）十月，庄宗灭梁。随后在恢复“本朝旧制”的口号下，开始大规模任用宦官。同光二年正月，

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

[48]

庄宗下敕，要求各地将宦官遣赴洛阳。他们被庄宗委以腹心，出任内诸司使；不久又充任诸道监军使。目前所知的藩镇监军使有潞州安义监军使张弘祚、[49] 杨继源， [50]青州平卢监军使杨彦朗、[51]杨希望，[52] 先后为天平、凤翔监军使的柴重厚，[53]西川监军使焦彦宾，[54]邺都监军武德使史彦琼，[55] 河东监军吕、郑（其名不详），“一监兵，一监仓库”。[56] 以上九人中，除史彦琼为伶官外，均为宦官。

向诸道派遣宦官监军使的做法引起藩镇强烈不满。从既有材料看，让各地藩镇如鲠在喉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不在镇时，“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造成事实上的监军主留务，节帅在镇时，监军“陵忽主帅，怙势争权”；[57] 二是监军使在地方获得了一定统兵权，在个别藩镇，所统兵力还相当强，给节度使带来实质威胁。如同光四年二月，

平卢节度使符习将本军攻邺都，闻李嗣源军溃，引兵归；至淄州，监军使杨希望遣兵逆击之，习惧，复引兵而西。青州指挥使王公俨攻希望，杀之，因据其城。[58]

符习奉命讨叛，所统当为青州平卢军精锐，而监军杨希望竟敢于“遣兵逆击之”，可见杨希望所统亦非弱旅。不过杨希望对所统兵力的掌控显然并不牢靠，很快就被青州指挥使王公俨所杀。

除了以宦官充内职诸使、藩镇监军使外，唐庄宗朝的行营都监亦改由宦官充任。同光二年正月，为防御契丹，“以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副之，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将兵救幽州”。[59] 李绍宏为当时重要宦官。同光三年九月，庄宗遣魏王继岌统兵六万伐蜀，以“宦者供奉官李从袭监中军，高品李廷安、吕知柔为典谒”。[60] 康延孝叛变时，李继岌“令监军使李廷安召任圜，因署为副招讨使，令圜率兵七千骑，与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廷安讨之”。[61] 可见行营中宦官都监的设置亦颇为常见。

从后来的结果看，尽管唐庄宗于诸道设置了宦官监军使，行营都监亦由宦官充任，但他们在加强地方控制、维护中央集权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相反，正是由于宦官的挑拨导致征蜀的宰相郭崇韬和在京的河中节度使朱友谦被杀，引发康延孝之乱、洛下兵变等一系列军乱。诸道监军使的跋扈更是引起藩镇的严重不满，削弱了对中央的向心力。当时的宦官群体既不掌中央禁军，在地方根基亦浅，其权势之维持，完全依赖于庄宗个人的支持。因此，邺都兵变、庄宗倒台之际，诸道多杀监军使，监军使少有还手之力者。当时“安义监军杨继源谋杀节度使孔勍，勍先诱而杀之。武宁监军以李绍真从李嗣源，谋杀其元从，据城拒之；权知留后淳于晏帅诸将先杀之”。[62]成德监军使欲杀李嗣源家属，李嗣源部将王建立“杀常山监军并其守兵，明宗家属因得无患”。[63] 李嗣源即位后，诸道监军使再遭诛杀，行营都监亦不再由宦官充任，内职诸使则仍有部分宦官在职，[64] 但任职主体已再次转变为武臣。诸道宦官监军使和行营宦官都监经历庄宗朝的回光返照后，基本为五代王朝所摒弃。都监的发展轨迹再次回到朱梁的道路上来。

（三）唐明宗以降五代的屯驻都监与禁军分屯

李嗣源入洛后，于天成元年（926）四月十四日下教“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65]不过李嗣源亦任命过两位藩镇监军，只是不再以宦官充任，亦不取监军使之名，而是以都监名义。一是入洛不久任命的华州都监李冲，是为了应接魏王李继岌的征蜀大军，但因李冲逼华州节度史彦镕入朝，擅杀路过的同州节度李存敬、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很快被枢密使安重诲召回。[66] 另一位是自请入蜀的西川都监李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甚恶李严之来，谓严曰：

公前奉使王衍，归而请兵伐蜀，庄宗用公言，遂致两国俱亡。今公复来，蜀人惧矣。且天下皆废监军，公独来监吾军，何也？

[67]

由是孟知祥擅杀李严，与后唐中央矛盾公开化。

唐明宗以降的行营都监亦摒弃了宦官，改由武臣充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内职之外，节度、防御使等高层武将也开始担任行营都监。如天成三年四月，定州节度使王都反，明宗以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北面行营兵马都监”。[68] 应顺元年（934）二月，唐闵帝以“河中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兵马都监”，[69] 讨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清泰三年（936）六月，唐末帝“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副招讨使兼兵马都监”。[70]人选上的变化加快了都监从监军向将官的转变过程。

行营都监之外，唐明宗以降屯驻都监的发展更值得注意。屯驻都监最早见于唐末河东军，当时康福以军职“充承天军都监”。[71] 此后长期未见，唐明宗时再度出现。天成四年十月，“以襄州兵马都监、守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河西等军节度使、灵威雄警凉等州观察使”。[72]唐末帝清泰初（934），马全节为金州防御使，“会蜀军攻其城，州兵才及千人，兵马都监陈隐惧，托以他事出城，领三百人顺流而逸”。[73]清泰二年六月，“盩厔镇将刘赟引军入川界，为蜀将全师郁所败，金州都监崔处讷重伤，诸州屯兵溃散。” [74]清泰三年八月，云州节度使沙彦珣奏：“供奉官李让勋送夏衣到州，纵酒凌轹军都行，劫杀兵马都监张思慇、都指挥使党行进，其李让勋已处斩讫。”[75]以上襄州、金州、云州兵马都监均为屯驻都监。

友永植指出，州县都监（即屯驻都监）的分布与禁军屯驻密切相关。后晋以降，所见州县都监明显增多，宋初随着禁军屯驻的常态化，州县都监的设置趋于普遍。[76]诚为确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屯驻地方的军队，除了禁军外，亦有不少藩镇军。前引清泰二年金州都监崔处讷所统为“诸州屯兵”，可兹为证。又广顺二年（952），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叛乱，二月“以兖州兵士数百人先在金州屯戍，其家口仍在本城中”，周太祖专门下敕就金州抚谕，承诺兖州城破时优先保证其家属安全。[77]可见金州屯有兖州藩镇军队。广顺三年九月，深州“乐寿县兵马都监杜延熙为戍兵所害”。当时“齐州保宁都兵士屯于乐寿，都头刘彦章等杀延熙为乱。时郑州开道指挥使张万友亦屯于乐寿，然不与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马谔省其事，谔乃与万友擒彦章等十三人斩之，余众奔齐州”。[78]可知乐寿县至少屯有齐州保宁都、郑州开道都两支地方军。正因为屯驻于同一州县的军队既有来自不同州郡的藩镇军，又有禁军，不属于同一编制，朝廷才设置都监以统一指挥。这与唐后期行营都监军使的产生原因颇为相似。

唐明宗以降，随着军队屯驻区域的扩展，屯驻都监的设置愈加普遍，后晋以降所见州都监越来越多，县都监也开始出现。如开运三年（946）九月，深州乐寿县都监王峦“继有密奏，苦言瀛、鄚可取之状”。[79]同年十二月，定州“博野县都监张鹏入奏蕃军事势”。[80]二者均为县都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县都监已普遍设置，只有屯兵之县才有都监。乐寿、博野均为边境县，有禁军、藩镇军屯驻，故设置都监管理。

县都监之外，亦有镇都监和寨都监。后晋时“李建福为凤州固镇兵马都监，为递马铺卒所杀”。[81] 显德四年（957）五月，“权知府州事折德愿上言，败河东贼军五百余众，于（夹）〔沙〕谷寨斩其寨主（都）〔郝〕章、都监张钊等，玺书褒美之”。[82] 同理，固镇都监和沙谷寨都监的设置亦因屯兵，并不意味着镇、寨中都监的设置已比较普遍。

学者们在讨论禁军分屯时指出，五代禁军分屯是普遍存在的，屯驻区域既有边境亦有内地；屯驻军队以中央禁军为主，亦有部分藩镇军。为了防止屯驻军叛变作乱，同一区域往往驻扎多支部队以互相牵制，出屯士兵不得携带家属。[83]可以看出，关于禁军分屯的基本情况前人已大致梳理清楚。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解决，如屯驻禁军与本地藩镇的关系、兵马都监在当时地方统兵体制内中的位置等，这正是笔者关注的重点。

长兴三年（932），唐明宗对屯驻禁军与本地藩镇的关系做了重要规定：

帝谓范延光曰：“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藩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延光曰：“承前禁军出戍，便令逐处守臣管辖断决，近似简易。”帝曰：“速以宣命条举之。” [84]

从枢密使范延光之言可知，此前禁军出戍，“令逐处守臣管辖断决”，即由本地节帅、刺史统一管辖。但由于禁军由朝廷派出，与本地藩镇相处并不融洽，“多不禀藩臣之命”，明宗令范延光以枢密院宣重申这一规定。那么这道枢密院宣是否得到落实呢？后唐禁军分屯的重点区域有两个，一是幽州并州一带，主要为防御契丹，由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统辖。《资治通鉴》言：“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85]可资为证。赵德钧自天成四年（929）“兼北面行营招讨使”，[86] 石敬瑭自长兴三年以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87]正是为了便于统辖屯驻边地的禁军和藩镇军。对边防重兵的掌握，是清泰三年石敬瑭起兵叛乱和赵德钧拥兵自重的资本。另一重点区域是四川地区，主要是为了制衡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当时枢密使安重诲“疑知祥有异志，听言事者，用己所亲信分守两川管内诸州，每除守将，则以精兵为其牙队，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备缓急”。 [88] 从“精兵为其牙队”来看，屯驻四川的禁军显然是由两川管内节帅、刺史等统辖。

可以看出，唐明宗时期，分屯禁军均由本地节帅、刺史统辖，长兴三年枢密院宣得到了落实。直到后周，一直如此。建隆元年（960），宋代周而立，四月，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五月，李筠“留其长子守节守上党，自率众三万南出”。[89] 这三万人中，既有昭义镇军，亦有大量屯驻禁军，六月归降宋军的王廷鲁，其职为禁军龙捷指挥使，[90]正说明这一点。李筠统禁军重兵，主要是为了防范北汉。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起兵，“疑诸将皆不附己，乃囚军校数十人”，军校呼曰：“吾辈为周室屯戍，公苟奉周室，何不使吾辈效命？”[91] 从“吾辈为周室屯戍”来看，李重进所统亦有屯驻禁军。[92] 李筠、李重进起兵时均有屯驻禁军参与，正说明后周屯驻禁军依然由本地节帅、刺史等统辖。[93]

由上可知，唐明宗以降，五代屯驻禁军一直由本地节帅、刺史等统辖，因此屯驻当地的禁军将领和都监实际上为节帅下级，协助节度使进行屯驻军队的训练、管理、作战等。史料中常见到节帅差遣都监的记载，正说明这一点。如广顺二年（952）九月，“镇州何福进言契丹寇深、冀，遣龙捷都指挥使刘成诲、兵马监押慕延钊、本州衙内指挥使何继筠率兵拒之。” [94] 何福进所差既有禁军将领刘成诲，亦有屯驻监押慕延钊。显德元年（954）二月，“北汉兵屯梁侯驿，昭义节度使李筠遣其将穆令均将步骑二千逆战”，[95] 穆令均时为潞州兵马监押。[96] 从“遣其将”来看，司马光已将屯驻监押视为节帅部属。周世宗时昭义节度使李筠在镇“尝以私忿囚监军使”，[97] 监军使即兵马都监，亦说明都监地位在节帅之下。

五代朝廷一方面不断将藩镇军队吸纳为中央禁军，弱化地方武力；另一方面又将屯驻禁军的统辖权交由本地节帅、刺史统辖。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反映了当时朝藩关系的复杂性：朝藩固然有对抗的一面，但更日常的则是地方军政、民政事务处理中的分工合作。对屯驻禁军统辖权的规定，正是朝藩合作的表现之一，也与禁军分屯的目的密切相关。五代禁军分屯原因有三：一是御边，主要防御对象为契丹；二是就粮，如清泰二年（935）六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奏，边军乏刍粮，其安重荣巡边兵士欲移振武就粮”；[98] 三是制衡藩镇，典型为唐明宗时在四川的分屯。五代外患严重，与契丹战事动辄连年不解，防御契丹是禁军分屯的最主要原因。从御边的角度来说，屯驻禁军与本镇军队的指挥权必须统一，才能收御边之效。唐明宗所谓“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藩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主要是针对御边型分屯而言的。石敬瑭、赵德钧等拥屯驻重兵也是御边所需。就粮禁军是否由本地节帅统辖不详。唐明宗时在四川的分屯之所以由本州镇节帅刺史统辖，是因为他们要制衡的对象是东、西川节度使董璋和孟知祥，而非本州镇长官。

屯驻禁军虽由节帅统辖，但其为朝廷军队，并非节帅私兵。为防止屯驻禁军成为节帅私兵，五代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同元年（947），赵延寿与契丹主耶律德光商议如何处置投降的后晋军队，赵延寿建议“迁其军并其家口于镇、定、云、朔间以处之，每岁差伊分番，于河外沿边防戍”。[99]从赵延寿之言可以看出，当时军队分屯，期限为一年，轮番屯驻，分屯时不许携带家口。前文亦指出，同一地区往往驻有多支来源不同的军队，他们指挥系统有别，亦可收互相牵制之效。这些措施对于强化朝廷对屯驻禁军乃至整个地方的控制有重要作用。

除了对军队的措置外，屯驻都监亦可对节帅形成有效制约。都监地位虽在节帅之下，但都监代表朝廷，有单独奏事权，可以随时将节帅动向、本镇事务上报中央。如乾祐元年（948）四月辛巳，“陕州兵马监押王玉奏，收复潼关”。[100] 广顺二年（952）九月，深州“乐寿都监杜延熙奏，于瀛州南杀败契丹，斩首三百级，获马四十七匹”。[101]屯驻都监对节帅的监督在赵宋代周之际体现得最为明显。当时成德节度使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陈思诲密奏其状”，[102] 宋太祖遣使查看，确认其并无异心。建隆二年（961），定州节度使孙行友“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兵马都监药继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閤门副使武怀节驰骑会镇、赵之兵，称巡边直入其城”，[103] 孙行友被迫举族入朝。从孙行友事件可以看出，屯驻都监并不直接干预本镇事务，其作用在于随时将节帅动向、本地事务上达，以便朝廷及时应对。因此，尽管屯驻都监地位在节帅之下，通过单独奏事权，依然可以起到监督节帅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屯驻都监往往被称为监军。以曹彬为例。《宋史·曹彬传》言：

（曹彬）隶世宗帐下，从镇澶渊，补供奉官，擢河中都监。蒲帅王仁镐以彬帝戚，尤加礼遇。彬执礼益恭，公府燕集，端简终日，未尝旁视。仁镐谓从事曰：“老夫自谓夙夜匪懈，及见监军矜严，始觉己之散率也。”

……出为晋州兵马都监。一日，与主帅暨宾从环坐于野，会邻道守将走价驰书来诣，使者素不识彬，潜问人曰：“孰为曹监军？”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为绐己……审视之方信。[104]

曹彬任职河中、晋州兵马都监，而被节帅王仁镐、邻道使者称为“监军”，正说明当时所谓“监军”，正式官称均为兵马都监。[105]

唐明宗以降，出于御边、就粮、制衡藩镇等目的，禁军和部分藩镇军队大规模分屯各地。为了便于统辖这些来源不同的军队，朝廷设置兵马都监统一管理，是为屯驻都监。为了协调分屯禁军与本地节帅的关系，长兴三年（932）唐明宗明确规定分屯禁军由本地节帅统辖，由此分屯禁军将领和屯驻都监实际上成为节帅下级。为防止屯驻禁军成为节帅私兵，朝廷通过分番屯驻、禁止携带家属、同一地区屯驻多支部队等措施，加强对屯驻禁军的控制。同时设置屯驻都监，随时将节帅动向上报中央，凭借“天子使者”的身份和单独奏事权，都监可以发挥监督藩镇、督查一方之责。

可以看出，唐明宗以降的屯驻都监与唐后期的宦官监军使有明显差异。监军使与节帅等夷，常常干预节镇军政、民政、财政事务；屯驻都监不仅无权干预本地事务，对屯驻军队的掌控亦十分有限。相较于宦官监军使，屯驻都监的权力大大萎缩。这一制度设计，正是唐明宗鉴于唐后期宦官专权、后唐庄宗朝宦官跋扈，有意做出的调整。因此，当节帅起兵时，屯驻都监实际上也无法与之抗衡，五代藩镇叛乱中很少看到屯驻都监的对抗活动，正源于此。五代制衡藩镇、镇压叛乱，依赖的主要是中央禁军力量。屯驻都监的作用主要在于搜集地方情报、监督节帅动向，并及时上奏朝廷，以便朝廷积极应对，而非直接与节帅对抗。

三、宋初[106]屯驻都监的变化

唐明宗以降，行营都监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行营内部都监设置普遍化、层级化，出现了马步军都监、马军都监、步军都监、先锋都监、排阵都监等。其例甚多，不枚举。这些都监设置取决于行营军队编制，有马军指挥使，则会设置马军都监；有排阵使，则会设置排阵都监。以此类推。行营都监变化与行营体制演进密切相关，非本文所论重点，兹不赘述。以下主要讨论屯驻都监在宋初的变化。

宋初屯驻都监的变化与知州制推广密切相关。五代时期，屯驻禁军和藩镇军队均由节帅统辖，屯驻都监实际上相当于节帅下级。随着知州制的推广，节帅、刺史等逐渐从州郡长官序列中消失。[107] 这对屯驻都监带来两方面影响：第一，由于屯驻都监的监督对象节帅、刺史不复存在，屯驻都监作为监军的色彩淡化，已主要被视为统兵官，基本完成从监军向将官的转变；第二，屯驻都监接管了节帅刺史原来的部分统兵权，在地方军政事务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以蜀地为例。乾德三年（965）正月，宋灭后蜀。五年正月行营大军离开蜀地，此后蜀地屯兵由以下几人负责。《宋史·丁德裕传》言：

乾德五年，迁内客省使。时成都初平，群寇大起，用为西川都巡检使，与閤门副使张延通同率师讨之，擒贼帅康祚，磔于市。岁余尽平其党。

[108]

《宋史·张延通传》言：

宋初，历通事舍人，迁东上閤门副使。开宝中为西川兵马都监。太祖以蜀寇未平，命同内客省使丁德裕、引进副使王班、内臣张屿领兵屯蜀部。

[109]

可见，当时蜀地屯兵主要由内客省使西川都巡检使丁德裕、引进副使王班、内班都知张屿、东上閤门副使西川兵马都监张延通等统辖，他们在蜀地任职至开宝二年（969）十月。

[110]开宝五年，宋太祖又以“儒臣有武干”的辛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111]蜀地屯兵由巡检使、屯驻都监等统辖，与当时北方地区主要由节帅负责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宋平蜀后，并未在蜀地设置节度使，多数州郡以知州为长。[112] 可见，随着刺史制被知州制取代，原来统辖地方军队的节帅、刺史从地方长官序列消失，屯驻都监、巡检等统兵权增加，宋初屯驻都监地位曾一度上升。

宋初屯驻都监统兵权增加，与知州分掌军政、民政事务，互不统属，加上屯驻都监有单独奏事权，与知州争权、干预州郡事务的现象开始频频发生。乾德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诏西川管内监军、巡检毋预州县事”。[113] 当时全师雄之变尚未平定，屯驻都监、巡检等领兵平乱，干预州县事务的情况较多，故太祖专门下诏禁止。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灭北汉，以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其后汝士与监军不协，一夕剚刃于腹而死”。[114]雍熙二年（985）正月，知贝州柳开与屯驻都监赵嘉进、监押翟廷玉以公事纷争，左降蔡州上蔡县令。[115] 这一时期屯驻都监与知州纷争的增多，正与此时其地位上升有关，这在节帅、刺史为长官的州镇中，是不曾出现过的。

不过，宋初屯驻都监地位的上升只维持了较短时间。屯驻都监地位上升的同时，地方军队精锐却不断被中央禁军吸纳。据《宋史·兵志》，宋初两朝从诸道拣选的马军至少有103指挥，步军至少有137指挥。[116] 如果以每指挥满员500人计，[117] 马步军合计达12万。赵宋代周之时，禁军数量仅12万，[118] 至太宗至道年间，“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119] 四十年间禁军增加近24万，其中半数来自诸州军，可见宋初对诸州兵拣选力度之大。[120] 这导致中央禁军实力愈来愈强，地方军事力量则不断下降。太祖时诸州兵尚频频参与行营作战。如建隆四年（963）用兵荆湖，“遣使十一人，发安、复、郢、陈、澶、孟、宋、亳、颍、光等州兵会襄阳，以讨张文表”；[121]开宝三年（970）九月用兵南汉，“仍遣使发诸州兵赴贺州城下”。[122]而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征北汉，除了折氏世袭的府州州兵外，[123] 已完全看不到诸州军的影子，说明诸州兵已基本不堪征战。

诸州军队力量的弱化，导致统辖屯驻禁军和地方州军的屯驻都监地位也趋于下降。以屯驻都监中最普遍的州都监为例。据赵冬梅研究，宋太祖、太宗朝尚经常与知州纷争的州都监，到了宋真宗时地位已远在知州之下，宋神宗时甚至规定州都监为知州部属。[124] 所统军队也从五代宋太祖时的屯驻禁军和诸州兵转变为只统辖本城厢军，甚至被称为本城都监（监押），[125]职掌则变为“掌训治兵械，巡查盗贼”，[126]沦为地方捕盗官。

在屯驻都监地位下降的同时，驻泊都监又随着都部署体制的形成发展起来。据记载仁宗、英宗两朝史实的《两朝国史志》载，实行更戍法的禁军、厢军，“隶州者曰屯驻，隶总管曰驻泊”。[127] 可见驻泊都监对应的是驻泊禁军，隶属于都部署（总管）。[128] 都部署体制形成于宋太宗雍熙（984-987）端拱（988-989）之际，[129] 驻泊都监的设置也当在此时最终确定。[130] 由此，屯驻都监和驻泊都监成为宋代地方军政体系中最重要的两种都监。《续国朝会要》所言反映了这一点：

〔都监〕以閤门祗候以上充，三班为者名监押。诸州府军监皆有之，领本城及屯驻兵，掌屯戍、边防、训练之令，以肃清所部。有至二员者，或为同监押。禁兵驻泊则增(至)〔置〕一员，不领本城兵。[131]

《续国朝会要》即《乾道续四朝会要》，宋孝宗乾道年间汪大猷等纂修，记载神哲徽钦四朝史实。[132]可见上述记载为北宋后期之制。北宋后期都监分两种，一种是“领本城及屯驻兵”（实际上主要为本城厢军）的府州军监都监，即屯驻都监；一种是“不领本城兵”、只负责驻泊禁军的驻泊都监。这一区分正始于宋太宗朝，并延续至北宋后期。

图：五代、宋太祖朝、宋太宗朝以降地方军政体系中的都监

四、结语

如何加强对行营、地方军队的监管，是唐宋时期朝廷面临的重要问题。唐后期的宦官监军使、都监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常因与节帅、行营都统争权带来的军事失败备受批评。朱温诛杀宦官后，废藩镇监军使，行营都监则继续设置，但任职群体从宦官转变为由武臣出任的内职。唐庄宗任用宦官又唤起人们对唐后期宦官专权的警惕。明宗即位后，再度诛杀宦官监军使，同时对屯驻都监的权力作出限制，屯驻都监成为节帅下属，但仍保留单独奏事权以履行监军之责，朝廷终于在监军与军事指挥权统一之间达成平衡。宋初知州制取代刺史制后，节帅、刺史等从地方长官序列中消失，屯驻都监失去监督对象，监军色彩淡化，基本转变为将官，同时掌握了地方部分统兵权，地位一度上升。但随着诸州军队不断被拣选为中央禁军，屯驻都监地位又很快下降。宋太宗朝都部署体制确立后，驻泊都监发展起来。至此，北宋都监制度基本尘埃落定。

从兵马都监的演进过程和禁军分屯出发，我们可以对五代宋初的朝藩关系进行新的思考。总体而言，五代朝廷已确立了对地方的军事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简单地由朝廷直接掌握大多数武力。朝廷不断将藩镇军队吸纳为禁军的同时，为了御边，又将屯驻禁军的指挥权交到藩镇手中，填补地方尤其是边地藩镇军队禁军化导致的武力空缺，由禁军和藩镇军共同维护边防和四方稳定。为了保证军事指挥权的统一，朝廷规定屯驻禁军和藩镇军均由藩镇统辖，等于又变相增加了节帅、刺史等的统兵权；同时弱化兵马都监的职能，仅保留其单独奏事权，不允许其干预地方军政、民政事务。这提示我们，当时的朝藩关系并非只有削藩这一层面，地方行政、军政中的分工合作才是朝藩关系的“日常”。当时的藩镇动乱也不宜简单等同于地方叛乱，如石敬瑭、李筠、李重进等人，所统既有地方武力藩镇兵，也有朝廷武力禁军。因此，五代宋初的朝藩关系具有多重面向，并不能完全定位为中央——地方关系。

从兵马都监的演进过程，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唐宋地方行政体制的变迁。唐后期不论藩镇还是州郡，民政长官和军政长官都是合一的，即节度使、刺史分别掌握节镇、州郡的军政、民政大权。而在北宋，路级军政事务由安抚使、都部署等掌管，民政事务由转运使、提刑、提举常平等负责；州郡军政事务由都监掌管，民政事务由知州处理：军政长官与民政长官并立，军政权力彻底从地方行政长官职权中剥离出去。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会发现元明清的军政权力同样与民政权力呈现分离态势。可见这一变化不仅是唐宋之变，也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的根本转折。军政与民政权力的分离，大大缓解了中国古代三级制或多级制下高层政区事权集中、容易尾大不掉的问题，对州郡的控制也得以强化。由此，赵宋以降，不复出现地方反抗中央成功的例子，也未有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发生。追根溯源，正彰显了五代宋初地方行政体制调整的意义。在这之中，对兵马都监的措置，实为重要一环。

注释和参考文献：

[1]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之一，《续国朝会要》引《两朝国史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403页。

[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之一，《续国朝会要》引《两朝国史志》，第4403页。

[3]友永植：《宋都監探原考（一）—唐代の行営都監—》，《別府大学紀要》第37辑，1996年，第28-39页；《宋都監探原考（二）—五代の行営都監—》，《別府大学アジア歴史文化研究所報》第14号，1997年，第1-16页；《宋都監探原考（三）—五代の州県都監—》，《史学論叢》第34号，2004年3月，第15-25页。

[4]渡邊久：《北宋時代の都監》，《東洋史苑》第 44号，1994年9月，第28-62页。

[5]李昌宪：《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第26-31页。

[6]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217页。

[7]张萌：《五代十国监军考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8]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监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05页。杜佑将宦官监军的时间定为开元二十年（732），恐难定谳。参柳浚炯：《唐代宦官与皇权运作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105页注释4。

[9]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监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44页。

[10]这并不意味着都监的产生与藩镇监军使无关，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藩镇监军使和行营监军中，行营监军对都监形成的影响更大。

[12]这一点学者多已指出，见前引友永直、李昌宪等文。

[13]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〇《唐代宦官之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4页。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六年二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586页。

[15]《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第3946页。案：贾英秀之名，据《旧唐书》卷一六二《韩全义传》（第4248页）《新唐书》卷一四一《韩全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59页）校正。贾国良，白居易《论（吐突）承璀职名状》作“贾良国”，见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奏状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40页。

[16]《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奏状二·论（吐突）承璀职名状》，第1240页。

[17]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六四《帝王部·发号令三》，唐宪宗元和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0页。

[18]《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俱文珍传》，第4767页。

[19]《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中和元年二月，第710页。

[20]《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二年正月辛亥、辛未条，第8261、8262页。

[21]都监押的层级参柳浚炯：《唐代宦官与皇权运作关系研究》，第110-111页。

[22]《旧唐书》卷一六二《韩全义传》，第4248页；《新唐书》卷一四一《韩全义传》，第4659页。

[23]《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从谠传》，第4172页。

[24]监军使任期一般为三年，参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25页。

[25]监军职任参柳浚炯：《唐代宦官与皇权运作关系研究》，第111-114页。

[26]大中四年（850），李敬实“除广州都监兼市舶使……秩满朝觐”。从“秩满”来看，李敬实广州都监之任有一定任期，并非临时差遣。据此，柳浚炯认为唐末都监有常设化趋势。但仅凭此孤证，很难谈得上“趋势”。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78《唐故军器使赠内侍李公（敬实）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28页；柳浚炯：《唐代宦官与皇权运作关系研究》，第109-110页。

[28]《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二月，第8601页。案：清海军治广州，不知为何清海监军程匡柔为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庇护。

[29]友永植：《宋都監探原考（三）—五代の州県都監—》，《史学論叢》第34号，第15-25页。

[30]张萌：《五代十国监军考论》，第6页。

[31]《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二年三月甲午条，第8692页。

[33]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二七《唐庄宗纪一》，天祐七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25页。

[34]《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开平四年十一月，第8728页。

[35]《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三》，同光元年八月戊戌条，第463页。

[36]路振撰，吴在庆、吴嘉骐点校：《九国志》卷七《后蜀·张业传》，收入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3303页。

[37]《旧五代史》卷九《梁末帝纪下》，贞明六年六月，第165页；《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八月，第8890页。

[38]《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二年十二月，第8808页。

[39]《旧五代史》卷九《梁末帝纪中》，贞明三年十月壬午条，第151页。

[40]《旧五代史》卷九〇《安崇阮传》，第1379页。

[41]《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八月，第8891页。

[42]《旧五代史》卷一六《张归霸传》，第255页。

[43]友永植《宋都監探原考（二）—五代の行営都監—》指出，五代的行营都监中内职（包括内职诸使和三班官）充任者占71%。行营都监如此，屯驻都监中内职充任者亦占主体，这一点张萌《五代十国监军考论》亦多次指出。

[44]柳浚炯指出，唐后期有部分宦官监军使直接指挥军队的例子，见《唐代宦官与皇权运作关系研究》，第112-113页。但柳氏未言都监的情况，笔者也未见唐后期宦官都监直接统兵作战的记载。

[46]《旧五代史》卷七二《张居翰传》，第1112页。

[47]《旧五代史》卷六五《李建义传》，第1005页。

[48]《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正月，第8912页。

[49]《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四月，第8919页。

[50]《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天成元年三月，第8968页。

[51]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四《石昂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20页。

[52]《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天成元年三月，第8967页。

[53]《旧五代史》卷三二《唐庄宗纪六》，同光二年十月辛卯条，第505页。

[54]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二，同光四年正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190页；《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孟知祥传》，第899页。

[55]《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同光三年十二月丙子条，第8949页。

[56]《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元年四月，第8977页。

[57]《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正月，第8912页。

[58]《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天成元年三月，第8967页。

[59]《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正月甲辰条，第8911页。

[60]《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家人传·李继岌传》，第179页。

[61]《旧五代史》卷七四《康延孝传》，第1130页。

[62]《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天成元年三月，第8968页。李绍真即霍彦威。

[63]《新五代史》卷四六《王建立传》，第581页。

[64]如宦官孟汉琼在明宗朝“自诸司使累迁宣徽南院使”，《旧五代史》卷七二《孟汉琼传》，第1114页。

[65]《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元年四月，第8981页。

[68]《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天成三年四月壬寅条，第9018页；《旧五代史》卷四〇《唐明宗纪六》，天成四年二月辛亥条，第628页。

[69]《旧五代史》卷四五《唐闵帝纪》，应顺元年二月丁酉条，第710页。

[70]《旧五代史》卷四八《唐末帝纪下》，清泰三年六月丙子条，第760页。

[71]《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第1398页。大中四年（850）李敬实所任广州都监为藩镇监军使，与五代宋初的兵马都监并不相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78《唐故军器使赠内侍李公（敬实）墓志》，第1028页。

[72]《旧五代史》卷四〇《明宗纪六》，第635页。康福身份为磁州刺史，是以刺史改节帅，而非都监。

[73]《旧五代史》卷九〇《马全节传》，第1372页。

[74]《旧五代史》卷四七《唐末帝纪中》，清泰二年七月丁酉条，第746页。七月丁酉为奏到洛阳日期。

[75]《旧五代史》卷四八《唐末帝纪下》，清泰三年八月己巳条，第762页。

[76]友永植：《宋都監探原考（三）—五代の州県都監—》，第19-21页。

[77]《册府元龟》卷一六七《帝王部·招怀五》，周太祖广顺二年二月戊申条，第2013-2014页。

[78]《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太祖纪四》，广顺三年九月丁酉条，第1744-1745页。

[79]《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契丹传》，第2137页。

[80]《旧五代史》卷八五《晋少帝纪五》，开运三年十二月壬戌条，第1305页。

[81]《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三一《总录部·枉横》，第3715页。

[82]《册府元龟》卷四三五《将帅部·献捷二》，第5174页。据《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61页。

[83]菊池英夫：《五代禁軍の地方屯駐に就いて》，《東洋史学》第11辑，1954年9月，第19-41页；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8-149页。其中陈长征的总结较为全面。

[84]《旧五代史》卷四三《唐明宗纪九》，长兴三年十月丁丑条，第684页。

[85]《资治通鉴》卷二七九，清泰二年六月甲申条，第9131页。

[86]《旧五代史》卷四〇《唐明宗纪六》，天成四年四月壬戌条，第630页。

[87]《旧五代史》卷四三《唐明宗纪九》，长兴三年十一月丁亥条，第684页。

[88]《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孟知祥传》，第900页。

[89]《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五月辛丑条，第15页。

[90]《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六月辛巳条，第17页。

[91]《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九月戊申条，第24页。

[92]此外宋太祖亲征李重进时，途径宋州，当时“城中军有戍扬州者，父母妻子颇怀疑惧”，太祖“命中使就抚之”，表明扬州尚有宋州地方军屯驻。《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月癸巳条，第27页。

[93]李重进后周末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出镇淮南，北宋代周后，军职被韩令坤取代，因此起兵时是以淮南节度使身份统辖屯驻禁军的。

[94]《宋本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六》，第3966页。

[95]《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显德元年二月，第9502页。

[96]《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纪一》，显德元年三月丁丑条，第1758页。

[97]《宋史》卷四八四《李筠传》，第13972页。

[98]《旧五代史》卷四七《唐末帝纪中》，清泰二年六月庚辰条，第745页。

[99]《旧五代史》卷九八《赵延寿传》，第1533页。

[100]《旧五代史》卷一〇一《汉隐帝纪上》，第1572页。

[101]《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太祖纪三》，广顺二年九月戊寅条，第1729页。

[102]《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第8902页。

[103]《宋史》卷二五三《孙行友传》，第8873页。

[105]张萌《五代十国监军考论》中将唐明宗以降的“监军”、“都监”两分的做法，并不准确。

[106]本文所谓宋初主要指宋太祖、太宗两朝。

[107]参闫建飞：《唐后期五代宋初知州制的实施过程》，《文史》2019年第1辑，第150-160页。

[108]《宋史》卷二七四《丁德裕传》，第9354页。

[109]《宋史》卷二七四《张延通传》，第9355页。

[110]《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十月癸卯条，第234页。

[111]《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十二月，第293页。

[112]闫建飞：《唐后期五代宋初知州制的实施过程》，第156页。

[113]《宋史》卷二《太祖纪二》，乾德三年十二月己亥条，第23页。

[114]《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乙酉条，第452页。

[115]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八《上参政吕给事书》，《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叶6a。

[116]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7页。

[117]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40页。实际上宋朝军队大多不满员，每指挥只有三四百人，宋初的情况相对较好。

[118]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第22页注释⑥。

[119]《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6页。

[120]关于宋初藩镇军队禁军化的过程，亦可参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36-450页。

[121]《长编》卷四，乾德元年正月庚申条，第81页。

[122]《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九月己亥朔条，第249页。

[123]《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三月乙未条，第447页。

[124]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第213-217页。

[125]如宋仁宗嘉祐三年闰十二月乙酉诏：“诏诸州毋得擅差本城都监、监押同管驻泊军马。”《长编》卷一八八，第4541页。

[126]《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二，第4271页。

[127]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引《两朝国史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56页。

[128]都部署后避宋英宗赵曙讳改为都总管。

[129]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第174-194页。

[130]从史料所见驻泊都监例子来看，宋太祖朝仅有极个别例子（如开宝三年田钦祚为定州驻泊都监，见《宋史》卷二《太祖纪二》，第32页），其他基本为宋太宗朝及以后的例子，亦说明这一点。

[13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之一引《续国朝会要》，第4403页。

[132]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来源：《学术研究》2020年第9期

作者简介：闫建飞，男，1989年生，山东东明人。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博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邓小南教授，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历史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五代两宋政治史、制度史，出版古籍整理《愧郯录》《宋代官箴书五种》，在《世界宗教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