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刘少奇来到皖东定远县藕塘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随后，刘少奇在定远县连续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重点讨论华中战略发展方向和反摩擦斗争方针。刘少奇强调华中新四军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只能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他说：

“华东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北可连山东，背靠八路军115师，西可连冀鲁豫，与129师遥相呼应；将来联成一片，既可以独立作战，又能相互配合，并可以为以后西进南下预作安排。”

为什么要向东？他说：

“豫皖苏及皖东地区的新四军都是面敌背顽，西部皖中有桂军第21 集团军李品仙部队，苏北是第24集团军韩德勤部，豫皖苏是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苏浙皖则是第3战区顾祝同部。这几个集团军各拥有数十万人枪，是国民党的顽固派，反共先锋军，不抗日，只反共，天天在寻找机会围歼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如果向西发展，不但受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第一、五战区的限制，而且会引起中间派的疑惧，政治上于我不利。苏北地区辽阔，全属敌后，顽固派韩德勤因反共不抗日，很不得人心，内部矛盾重重， 且孤悬敌后，国民党增援接济困难。因此，新四军全力向苏北发展，独立自主地向东发展，既有理，又利。因此，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东进。”

分析完之后。刘少奇说：

“有人指责我们招兵买马。为革命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发展人民武装，多多益善。我党两年来在江南、华中的失误，就是没有像我们在华北那样深入敌后，猛烈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建立人民抗日民主政权。错误就在强调新四军的特殊性，规规矩矩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约束，不敢独立自主地向苏南发展，向长江以北发展。幸亏陈毅、粟裕根据中央的指示，不顾一些人的固执反对，向东发展，并且指挥管文蔚、叶飞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渡过长江。这是做得对的，为新四军开辟苏北增添了力量。 ”

然后，刘少奇告诉大家：“毛主席派我到华中，就是纠正一些人的错误，另一个是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把新四军和八路军联片。”

那么， 怎样向东发展，向苏北发展呢？刘少奇根据他先后向彭售雪枫、张云逸、张爱萍、叶飞、金明、谭希林等人的调查，曾作过这样一些部署：在皖东津浦路沿线，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以打破韩德勤、李本一等顽军企图从东西、北三面压迫新四军退回江南的阴谋。江苏北部是我们大发展最有希望的地区，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向发展。目前，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的新四军第6支队、张爱萍的第4总队向苏北发展为好。如能在半年内彭雪枫部向苏北发展，那将给皖东的新四军第4、第5支队极大的援助，使第4、 第5支队从战略上打破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再从长江以南抽调新四军到江北，那就可以支持新四军第4、第5支队向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域发展了。为此，刘少奇多次请示党中央，命令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向长江以北转移。

向东发展，向苏北发展，是毛主席亲自定下的战略，也是新四军发展的唯一出路。于是，刘少奇从衣袋里取出毛主席的电报，念道：“在反共顽固派掀起反共摩擦高潮的时候，我们更应强调独立自主，强调斗争，不能强调统一；在反共低潮的时期，则要强调团结，强调统一。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的防御，是攻势防御，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我们采取严格的自卫立场，决不放第一枪，但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应给挑起摩擦者以严厉打击。”

会后，华中新四军确定了实行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要求新四军第6支队向皖东北发展，第4、第5支队在皖东和江苏西部地区创建巩固的根据地。“计划在半年内完成这个任务”。

党中央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肯定了刘少奇关于向东发展，开拓苏北的战略部署。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 “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

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又复电：“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接电后，便开始步步落实。

正是因为他和陈毅坚持向东，在苏北发展，半年之后发生皖南事变，江北的新四军才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后来朱老总说：“江北新四军没有皖南事变，完全是少奇和陈毅同志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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